中国的脊梁”
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的民主家庭。父亲梁济对儿子完全是宽放的，从不干涉他的思想、行为。“
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是由于我少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爱读《三名臣书牍)
《三星使书牍》等书籍，写日记，勉励自己。”
在教育孩子这一点上，梁济很有些西方化味道，不让其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他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这在当时是一破例的事。
彭翼仲先生办报．经营蚀本，债台高筑，几乎自缢。父亲梁济先生慷慨解囊，拯救朋友于危难。儿子梁漱溟龄虽小，却能见其大者：“
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
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
大约从十岁开始，父亲和彭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
自了汉’
生活。”
地安门中学，梁漱溟先生的母校。
1906
夏天，13
岁的梁漱溟考入“
顺天中学堂”
，地址在地安门外明清两代兵将局旧址。他在这里度过了美妙、充实的5
半的读书时光。
韶华壮志，书生意气。梁先生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
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
语不惊人死不休。”
关于中学时期的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梁漱溟先生认为，“
自学的根本，是一片向上心。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足社会问题(
即中国问题)
。”
也许人们难以预料，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能有的最好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和《民立报》等。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料。”
西海西沿2
号，梁漱溟先生的老宅。
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
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
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
岁的儿子漱溟：
“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
“
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梁济在60
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遗言：“
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更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国事大于家事、国家命运重于个人生命的人生道理。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如果说今日中国不少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自信，持有自尊，倡导自强，那一点儿不奇怪。但是，生逢乱世，饱经扰攘，在国家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下，却仍然坚信中华文化伟力无穷者，乃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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