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高考。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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