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程颐传原文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日赆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史以吏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皆班班可书，附于左。吕大钧、大临见《大防传》。

宋史?程颐传翻译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24)，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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