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网首页上的链接《全托触到了我的痛处》，吸引着我浏览了一些有关全托的帖子。我惊讶地发现，小时被全托过的，几乎个个诉苦连篇，痛说家史；小时没被全托过的，也跟着兴师问罪，人云亦云。我不禁要问，全托何时变得如此恐怖了？
我小时（2岁起，直到上学前）也被全托过，我的姐姐、妹妹也同样。而且当时我周围的孩子，即小学初中时的同学，几乎各个如此。间或有一两个没有入托而是被祖辈带大的，如我小学同学张XX的弟弟就是一个，结果在他班上很不合群，性格孤僻。
我们怨恨父母吗？从来没有！我们子女三人对父母始终孝顺、爱戴，对于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三人养育成人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如今我们都已作了父母，更是切身体会到了父爱、母爱的伟大。
所以，分析全托的利弊，应该从是否有利于培养孩子健康身心着眼，同时还要考虑父母的事业（毕竟这是家庭的经济基础）。
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整个人都是属于组织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革命还不能落后。他们哪里有心思在家准备各种教材教具在家培养后代，或者每天接送、精心配餐？而当时的托儿所、幼儿园，只收2岁以上的孩子，所以我们很多人2岁以前，都曾经交给一些父母熟识的阿姨带过（另一种全托）。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全托，是指在托儿所、幼儿园。我2岁后，先是在北京空军大院10号楼的一家托儿所全托。过了一两年后转到东直门幼儿园，也是部队办的。这家幼儿园是庭院式建筑，大屋檐的平房，月亮门，高大的枣树，夜晚黄鼠狼的传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每到枣树结果时，杜大爷就会把几根竹竿接在一起，然后鞭打树上的红枣，各班的小朋友就会在老师的率领下，拿着脸盆，拼命地捡拾地上的枣，各班捡的归各班。从小孩子们就学会了劳动、协作、竞争。
有一件事，令我耿耿于怀。那时老师常常领着我们到附近的一家公园去玩，位置好像是出了幼儿园北门往北走，到了（苏联？）大使馆门前往西转，走不远就到了。一次我们走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时，大使馆的铁栅栏门里有几位女士冲着我们这群小天使友好地挥手并微笑。可是那时中苏交恶，老师喊着“一、二、三”带领我们唱起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的反动派……。”一边唱，一边整齐地对着铁门挥舞着小拳头。那些“苏修”，虽然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他们一定明白挥舞拳头的含义，所以凄然转身离开大门，回到楼内去了。当我们欢呼庆祝“苏修逃跑了”时，我隐约就有了恻隐之心。
入学前最后一、二年，转到了空军永定路幼儿园（从北京东头到了西头）。这时我们已经比较成熟了，小朋友们基本都会使用《新华字典》，个个可以背诵老三篇了。我因为在听蒋老师读书读报时经常举手发言，纠正她的错误发音，所以常常遭到报复，比如夜里睡觉经常嘻笑说话，而被罚独自一人呆在月光如水的活动室内反省。有时老师夜里巡视的老师抓不到“捣乱分子”，就会在第二天，让全班小朋友站立，大家互相检举揭发，没有“捣乱”的可以坐下，享用食品。“捣乱分子”们的食品要等彻底改正了才能返还。我的中秋月饼返还给我时，已经硬的快咬不动了。
永定路幼儿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一次经历，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全体大班的小朋友，没有坐空军大院的大客车回大院，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用背包带把棉大衣和棉被打成背包，然后背上背包，集体徒步沿着西长安大街，唱着歌，从永定路走回了空军大院（今城乡贸易中心南，西客站北）。不下十公里吧？那时我7岁。
等到我们上小学后，尽管父母差不多一周回家一次，但幼儿园的培养，使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父母操心。自己带钥匙，三顿饭到大院的学生食堂排队去吃。这种生活，好像持续到74年父母回到大院上班才结束。
我们觉得，小时候的经历，对于我们后来离家在外地上大学，到国外求学工作，到国内陌生的地方闯荡，都是十分难得的。
当然，现在城市便捷的交通使得家和幼儿园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人们的闲暇（因劳动力过剩）也大为增加，使得不少家庭的父母可以不用送孩子全托甚至日托，而是自己在家或请保姆、孩子的祖辈照看、教育孩子。但是家庭幼教与幼儿园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幼儿园的教育更专业化更系统化，而且幼儿园提供的孩子与同龄人之间游戏、学习、协作、竞争的环境，是独生子女遍天下的家庭环境所无法比拟的。全托，更能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去除娇骄二气（现在独生子女的通病）。但是，如果幼儿园的全托孩子数量寥寥无几，则要另加考虑。
我LP小时从来就没有进过托儿所、幼儿园。上学包括大学也没离开过家门口。所以尽管已过而立之年，任性和依赖型依然十分强烈，我不能不把她的这种性格部分归咎于她幼儿园教育的欠缺。
希望能给各位望子成龙的父母一点不同的启示：全托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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