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志愿夫妻养育流浪儿的“郑州模式”获联合国组织支持，民政部表态加大儿童救助投资
8月18日，郑州火车站救助管理站，15岁的小周（右一）和另两名求助人员被告知救助车会来接他们。本报记者高明摄
8月17日，在一次关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全国性会议上，一种以“类家庭”为特色的模式得到民政部的重视。
两年来，共有62个流浪孩子生活在郑州的4个“类家庭”中，他们与救助中心招聘的“爸爸、妈妈”共同生活，从最初的相互不适应，到建立感情，学习技能，最终回归社会。
创办者认为，“郑州模式”的精髓在于理念的转变，通过主动救助，流浪儿童和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利得到了尊重。
“当孩子们第一次开口喊我妈妈，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李颜敏说。
在和5个陌生流浪儿一起生活一个月之后，这位小学老师终于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类家庭中的“母亲”。
2003年8月，她开始和流浪儿在一套房子中共处时，整天提心吊胆，贵重的物品不敢随手放，晚上睡觉将房门紧锁，处处提防。
两年后，已有20多个流浪孩子很自然地喊她和丈夫为“妈妈”和“爸爸”。而在郑州，有62名流浪儿成为“类家庭”中的孩子。
8月17日，在全国救助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现场会上，这种以“类家庭”为特色的流浪儿童救助模式得到了民政部的重视。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说，摸索了五年的“郑州模式”破解了很多救助管理中的难题，在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中具有典型意义，值得全国各地学习借鉴。
“流浪儿童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当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办公室顾问邵文红表示，她将把“郑州模式”的经验向全世界推广。
“我想留在这个家”
“开始谁愿意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一群流浪儿一起生活啊？”李颜敏说，当初要不是丈夫坚持，她也不会报名去当这个类家庭的“妈妈”。
2003年8月，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登报招聘“类家庭”中的专职“父母”，问津者寥寥无几。
“类家庭”与普通家庭不同的是，他们要面对的孩子是身份各异的流浪儿童，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之前互不相识，但却要以“父母”和“兄弟姐妹”相称，在一套房子里生活。
“看到类家庭的模式，我非常感兴趣，我喜欢研究教育问题，这个工作也很有社会意义。”32岁的路金伟最终说服了妻子李颜敏和他一起参与了“类家庭”。
路金伟毕业于河南大学，当时他与李颜敏在郑州一家小学当老师，生有一个女儿，一所三口生活平静而美满。
2003年8月进入“2号”类家庭开始，他们辞去了收入比现在高出一半的工作，将女儿放到了父母家托养，全身心地充当起了5个陌生流浪儿的父母来。
“那些孩子个个脾气古怪，不少孩子还有打架、说谎的恶习。”李颜敏最初很不习惯。
他们经常忘了锁门，不知道关灯，没有洗脸洗手的习惯，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喊路金伟和李颜敏“爸爸”、“妈妈”。
“得把家长‘扮演’得像一些”，夫妻两人以这样的理由坚持了下去。
一个月后，孩子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8月17日下午5点，记者敲开了苗圃社区23号楼一套三室一厅的大门。
开门的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见是陌生人，小男孩大声喊叫起来：“爸爸，有人来了???”
屋子里很整洁，客厅中央挂着一张花环拼成的“家”字格外引人注意。路金伟正和孩子们下五子棋，李颜敏在厨房忙着做饭。
李颜敏笑着说，今天上楼的时候，孩子们闻到楼道里一股香香的烩面味，都嚷着要吃面，但做面她并不拿手，弄了半天也没把面捏顺。
路金伟说，每月救助中心会给类家庭免费送来米、面、油，孩子的穿衣也由中心包了，他和妻子操心的是如何用规定的菜金让孩子们吃好。
“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地方，口味也不一样，把他们的胃口调理好是个问题。”李颜敏说。
经过两年的变迁，这个家庭里仍旧住着5个流浪儿，现在是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比在家好。”14岁的向巾倩下棋累了，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玩起了布娃娃。
向巾倩的母亲去世后，她被父亲遗弃在了成都。李颜敏说，这个孩子辗转来到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后，一直低着头不说话。但在类家庭生活了不到半年，她成了家里最开朗、最爱笑的孩子。
2004年底，在一份问卷调查上，向巾倩写下“我想留在这个家”。
稳定率八成以上
张明锁，郑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流浪少年儿童预防、救助与回归》项目负责人，是创办郑州“类家庭”模式的发起人之一。
在实践中，怎样妥善安排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且有多次流浪经历的少年儿童，是张明锁在研究救助与保护流浪少年儿童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
“将他们送到儿童福利院去吧，但那里生活的孩子基本都是残疾儿童，活泼好动的流浪儿童与他们很难融在一起。如果让好心人收养了他们，年龄小的比较容易接受养父母，但10岁以上的孩子则很难，他们大多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接受管教。”
张明锁说，最重要的是，不少流浪儿已染上了喝酒、打架、偷窃等坏毛病，如果被收养的流浪儿对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时，按照法律，他们的养父母都应承担责任。
而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长期生活在中心也不可行，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负责人表示，中心的工作重点是暂时性地救助与保护流浪儿，而不是一个寄养和教育机构，而且，让流浪儿长期处于“临时性”的环境中，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2003年8月，张明锁与中心负责人多次讨论后，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式???在社区建立一个集寄养、看护、教育于一体的家庭，通过营造完全类似于正常家庭的生活氛围，让那些屡送屡返的流浪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为今后重返家庭、融入主流社会做准备。
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人员介绍说，目前郑州市共开办了4个类家庭。
自2003年8月至2005年2月，“类家庭”共接收过62名流浪儿，已护送返乡的有45名，中心对从类家庭回乡的儿童全部进行了回访，稳定率高达84%.
吃“百家饭”的救助小学
“这些孩子正处于学龄期，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副主任谢小卫说，随着苗圃花园社区“类家庭”流浪少年儿童的陆续到来，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
对这些没有本市户口的流浪儿童来说，上学并非易事，而且他们到来的随机性很大，往往赶不上开学时间，插班进入正规学校手续非常复杂。
2004年4月，在苗圃社区居委会帮助下，一间借来的40余平米大的房子成了孩子们的学校，摆上桌椅，挂块黑板，“救助小学”正式成立。
8月17日下午3点，记者在救助小学看到，一名大学生模样的老师正在黑板上布置算术题，讲台下十几个孩子，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几岁都有，低头做着同样的习题。
大点的孩子不一会儿就做完了，东张西望，另一些孩子则抓耳挠腮，一脸茫然。
“小学虽然只有一间教室，学生也只有十多个，但老师队伍却有一百多人。”在小学兼课的路金伟笑着说，在救助小学上学的孩子类似于吃“百家饭”。
小学成立后，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通过媒体宣传，向社会招募志愿来上课的老师，不想符合条件的就有125人，都是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
“这些大学生非常热心，大家抢着来上课，所以老师基本是天天换。”路金伟说，最开始，常是一节课竟来两三名老师。
后来在各学校学生会的组织下，排课问题终于解决了。但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课怎么上？上什么课？
“救助中心的孩子因为流动性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常规教育是不现实的，所以开设的课程重在以启发和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主。”路金伟说。
救助中心副主任谢小卫说，为此中心针对流浪儿童的特点，组织编写了自己的教材。
“这些流浪儿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来上课的孩子通常也只有十几个，分班显然不现实。”救助中心副主任谢小卫说。
孩子们年龄不一，如何同时给他们上课？路金伟解释，每个孩子来到救助中心，都会接受测试，最后发现，虽然有些流浪儿上过初中，但由于多年流浪学业早已荒废，大多数的水平都在小学三年级上下。
“最后救助中心开设的《语文》和《数学》以三年级为基准。”他说，对于那些年龄相差较大的孩子，他们只好开小灶进行课后辅导。
“毕竟救助小学只能是一个过渡”，路金伟说，他希望流浪儿有机会还是能进入正规学校学习。
据悉，在民政部门的努力下，目前救助小学已有24名流浪儿进入了正规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2号类家庭成员向巾倩2003年11月进入郑州市邱寨小学后，已连续两个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2004年6月她的绘画作品还获得一个全国性的奖项。
郑州市民政部门一位负责人说，目前他们正与郑州市教育局进行沟通，希望学校能对所有的流浪儿降低入学门槛。“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流浪儿与普通孩子一样，同样能做好。”
学手艺的梦想
2号类家庭的刘雪对“哥哥”张琪格外羡慕。每天14岁的她背着书包去救助小学上课时，15岁的张琪却骑着自行车去一家专业技校学习美容美发。刘雪说，以前哥哥也像小孩子一样和她打闹，但自从学习了美容美发，现在话不多了，整天看专业书，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
张明锁在与流浪少年儿童的交流中发现，14岁以上的流浪少年儿童都有“学习一点技术，将来自己养活自己”的打算。
此后，张明锁在流浪少年儿童中间做了一次“今后打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3%的孩子选择“回家干活养自己”，还有32.6%的孩子选择“不回家，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二者累计百分比达到56%.这就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在流浪少年儿童中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张明锁说。
这份调查也引起了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的关注。
中心副主任谢小卫说，这些有工作意愿的流浪少年儿童年龄都比较大，学历层次比较低，再加上他们离开学校时间较久，重新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困难很大，让他们学门手艺切实可行。
2004年，中心再次招募志愿者，在中心给流浪儿开设了电脑应用、缝纫技术、烹饪技术等技能课程。
2004年5月，中心还挑选出5名年满15岁的流浪儿送入社会办职业学校分别学习服装裁剪、无线电修理和汽车修理。
16岁的刘佩被中心送到郑州市一家服装研究所学习缝纫技术，现在她已经学会做多种服装，可以独当一面了。服装研究所准备在她成年后，将她推荐到南方的服装厂工作。
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少儿科科长胡树德说，像刘佩和张琪，他们在培训前后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变得自信、稳重了，尤其是比以前好学了，有了事业感。
主动救助
8月18日中午，郑州市火车站，15岁的小周噙着眼泪，东张西望。三小时前他与家人走失，目前身无分文。
火车站广场西北角的“救助站”字样进入了他的视线。在这里，小周被告知，下午五点救助站的班车将接他去救助站。
“就算小周看不到我们救助站的牌子，他去了别的地方，我们也能主动找到他。”郑州市民政部门一名负责人说。
“对流浪儿，主动救助非常关键！”张明锁说，一年前，他曾对300名流浪儿做过一个调查，其中220名流浪儿在生病时选择“默默忍受”，只有75名流浪儿选择“别人帮助”。
张明锁认为，流浪儿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他们很大一部分会被社会闲杂人员利用，走上犯罪的道路。
由于流浪儿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再加上宣传有限等原因，许多流浪儿根本不知道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存在，或知道其存在而不知道其位置。而郑州的模式特点就是主动出击。
目前，郑州市在全市构建了市?街道?社区三级救助网络体系。郑州中心城区的金水区，仅社区救助点就有148个。而该区经八路中段，是全市人口居住密度最大的街道之一，则有57个摄像头全方位24小时对辖区路面进行监督管理，每当发现流浪人员，5分钟后巡逻人员就会赶到现场进行救助。
郑州市救助中心人员告诉记者，小周接到救助中心后，如果其家人在一段时间找不到，中心在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后，会将他安排进入类家庭生活。如果小周愿意，他还可以进入寄养家庭。
“郑州模式”
“好是好，但我们学不来啊。”河南省一名地方民政官员在参观中，不住地感叹。
8月17日，全国救助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现场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政厅局领导、救助管理业务处长等负责人来到郑州，深入社区实地参观。
在这次会议上，郑州市救助保护少年儿童中心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的以“类家庭”、全天候救助中心、街头流动救助、职业技能培训、家庭寄养、救助小学为主要内容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方法，被总结为“郑州模式”。
这位地方官员的感叹不无道理。作为郑州模式中最大的亮点???类家庭，记者算了一笔花销账，让人对推广的可行性不无担忧。
按郑州市目前的标准，如果对流浪儿进行集中供养，每月的花销在110元左右，而如果对流浪儿进行家庭寄养，民政部门每人需要支付300元/月，而要进行郑州的类家庭模式，包括招聘的类家庭父母、房租等费用，平均每个流浪儿的花费是600元/月。
据悉，目前我国流浪少年儿童救助机构很多是依附于儿童福利院等民政部门，国家在这方面拨付的资金非常少，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资金依赖于社会募捐。
郑州市民政部门负责人坦言，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每年从社会上募捐的资金只有10万元左右。从2001年至今，郑州在流浪儿救助方面之所以搞得有声有色，得益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流浪儿童合作项目资金的鼎力支持。
此次会议上，民政部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民政部将加大部本级福利金项目的资助力度，通过一批重点资助项目，逐步实现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民政部同时表示，民政部将制定更加严格的部本级福利金资助项目标准，在资金分配上将相对集中使用，“不撒胡椒面”。
“资金确实重要，但郑州模式的精髓却是理念的彻底变化。”张明锁说。
张明锁形象地把流浪儿童的救助阶段分成了三个期：以前流浪儿是“无人养育”，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后，流浪儿是“后娘养育”，救助管理办法推行之后，流浪儿是“亲娘养育”。
“以前民政人员对待流浪儿就像社会渣子，保护、教育的成分很少，现在态度则发生转变，通过主动救助，民政人员开始尊重儿童，重视了他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郑州模式中都有了明显的体现。”张明锁说。
8月18日，路金伟家的电话响起???“爸爸，我是安惠啊！”
打电话的小女孩叫刘安惠，曾经也是2号类家庭的成员，去年找到了亲生父母回到了陕西农村老家。但每次出山进城，刘安惠都不忘给郑州的“家”挂个电话，聊上几句。
“现在发现这个职业很残酷！孩子们一批批来，又一批批相继离开。感情付出了，他们喊我们爸爸、妈妈，但一分别，就一辈子也见不上面了。”路金伟有些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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