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认为：有两个问题及内容值得探讨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美”？
有人说，“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想即使那些名家也不可能立即给予回答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想想呢。而很多人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小学生‘选美’之举可取”或“不可取”。问为什么这样，则有一大堆理由在等待着，而反对的理由似乎更充足些，其中最堂皇的理由，就是“危害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难道在应试教育仍占很大市场的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心理就没有健康问题吗？“减负”搞了那么多年，其结果又能怎样呢？即使学校在小心谨慎地“推行”素质教育，也阻挡不了这样的事实：在社会与家庭的更广大的地区，应试教育那一套仍大行其道，学琴、练书法等各种补课使学生没完没了的疲于应付。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家长有足够的理由与资格去评判教育得失 吗？
很多人议论大都集中在“商业炒作”与“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其结论是选美是不好的，带着很浓的商业意识。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则透视着小农意识的狭隘。加之舆论媒体的精心策划或推波助澜，除了一些不明就里之外，真要怀疑这其中的“商业炒作色彩太浓”了。且看看有关报道的用词。在“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风波——媒体关注、市民议论、家长聚焦、学生好奇”中，就一连用了“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聚焦全程”“百般好奇”这些字眼。（《今日早报》，2003/9/24)而谈到为什么“商业炒作色彩太重”不利于学生成长时，理由则是“现在的选美大赛，早已经走出了的时代了，除了外在的因素，知识含量、内在涵养等，越来越成为选美的主导因素，而一个尚未成年的初中生，其心理、生理尚不成熟，知识储备才刚刚开始，参加选美对学生今后的成长不利”。（《中国教育报》，2003/9/24)显然，这样的理由不能细推而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商业炒作色彩太重”对孩子不利的影响，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答非所问；但却有了一个潜在话语隐含的暴露，那就是凡“商业”的东西是不健康的。而即使在那闪烁其词的回答之中，其实也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在里面：现在的审美大赛其知识含量与内在涵养都很高，而小孩子又有多少知识与内涵呢？所以，那只能是选美大赛中的“光靠体形和脸蛋打天下”；然而我们的孩子“其心理、生理尚不成熟”，哪里知道什么“体形”“脸蛋”的丰富含义呢？又何来因知识与内涵滋润的“体形”“脸蛋”呢？于是，选美中的所作所为也便可知了。至于孩子在天真地展示他们的“美”，尽管他们是经过思考的，是基于“让心灵更美、让校园更美”的主旨，由于背离了成人的“体形”“脸蛋”的标准，因而横招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问题是，究竟是学校要实现社会的现实需要，实现未来发展的需要，还是学校成为社会的理想，或为社会立范呢？
我们的教育目的（国家教育目的）虽在不同的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含义仍是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从这个目的出发，显然，教育要“实现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教育如何去“实现”社会的需要呢？问题其实是相当地复杂。由于教育还有另一层“实现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教育就并非单纯地适应社会的主体意志，它还有一个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敏感与把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校应当成为社会的“理想”。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适应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由国家制定的旨在提升整体民族水平的决胜千里的教育发展战略。那么，一开始其时代性、超前性、实验性就不应当是一个奇怪的纸上方案与构想了。
在对待教育这一块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教育行为主体并没有发言的资格。在语言权力的运作里，大众似乎操持着舆论权，媒体也占有无形的优势，但媒体为生存竞争而夸张地“炒作”行为显然背离了整体行业操作的有关规则，而使社会受众带有更多的盲动。在这场操作里，我们见不到教育行为主体的声音，或者，我们听到的只是经过处理的某种适合与媒体操作需要的那种声音。于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批评之声都被引向了“商业操作”或“影响身心健康”——它们一直是将一种可能性当成一种必然，究竟学生的那些活动行为有多少积极意义，我们见不到媒体的深度报道。这一方面，固然存在着为炒作而操作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与传媒的浮躁与盲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电视时况转播“美伊战争”中就已经鲜明地感受到了。文化先锋网说，由过去的采编报道脱节到现在的一体化，到更加符合新闻时效性与快捷性的要求。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攻击最多的……是中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电视媒体的主持人和有关“军事问题专家”及“国际问题专家”，差不多遭到了来自互联网上广大网民的一片骂声。《战争报道中之中国媒体的命运》说，大多数所谓“专家”的表现不佳。要么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徒，虽然挂着“教授”之类的头衔，但对一些常识的问题却频频出错，见解也不见得比街谈巷议高明；要么是一些狡诈虚伪之徒，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意歪曲事实，有失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准则，或违背作为学者的起码的诚信和良知。显然，在舆论的客观程度上，在主题新闻的深度报道上，在新闻评论成熟的理性指向等等方面，媒体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
那么，在发掘“小学生‘选美’”这个新闻素材上，媒体不应当太随意或太刻意，太自作主张了，而应当耐心去倾听教育主体里各层的声音，而以社会受众的一些声音辅之。这样可能更公允些。媒体始终只是个不能自作主张的客观花筒，但在今天的中国，媒体由于不适度的权力运用，加之不断地受到一些“鼓励”而变本加厉，于是，它超限了；又由于一些已然的原因，它缺乏有效的制约，显然，这种运用已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并走到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一些当事关系中，由于受到背后的某些暗示与宣传而变得肆无忌惮，而有些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秘而不宣，这样媒体最终会丧失它的独立与公正性。我们听不到教育主体的声音，而只看到那些对教育不详的人士的议论，显然，教育的地位与身价就可得而知了。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年来，教育所承受的压力一直不断，所受到的批评不绝如缕，甚至在教育的内部正经历着一次次深刻而持久的内疚与自责。
教育于今天，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像一只缩头的乌龟。近十几年以来，对教育的责难声没有停断，人们甚至怒不可遏地跑到课堂上痛斥我们的“失误在教育”，“语文教育误尽苍生”云云。其实学校又奈教育何？事实上，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前提下，我们的学校图景并不是那种美国式的“学校—社会”理想的样式，而我们的学校还不可能为社会树立一种理想。他们美国国内对教育的批评确实可以责难到学校的头上来，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把这种权利和理想让渡给学校，我们的学校还是一种在社会强势下的弱势存在。学校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与渗透，甚至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自己的个性与自由。（拙作《阅读：呼唤主体意识》）所以，在谈到“发展”这个话题时，真可谓“囊中羞涩”了。一方面在于素质教育与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转变的背景下，学校试图突破自身的局限，走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个空间显然并非为老师所熟悉，因此，学校的很多的做法都带着尝试的性质，有一些有幸成为一种“创见”。另一方面，学校在力避传统的某些做法，既然是“选美”就不应当是“评三好生”，但人们更多的认可传统的做法，即使这些传统刚才还被他们所批评。
在这场“选美”——其实是一场游戏的活动当中，人们和媒体显然都小题大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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