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60名上海数学老师将受邀赴英“支教”，成了英国人热议的话题。

　　事情源于英国教育部副大臣特拉斯今2月对上海三所中小学的访问。对于上海的数学教学和学生的优异成绩，这位感性的女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连声用“震惊”来形容她的感受。副大臣的这次考察，也最终促成了这笔中英之间的教育“生意”。

　　数学老师赴英“支教”驰援，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中国软实力硬起来的体现。事实上，面对中国在基础教育上的成就，将之与中国经济社会30来的巨大变化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特拉斯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就用了诗情洋溢的语言描述这种联想：“就上海而言，炫目的基础设施或许是它的外在形象……但是它的摩天大楼，它的雄心勃勃，都建立在数学之上。这样一种对这门学科的尊重，以及每一个孩子对此持有的信念，是真正启发我们的。”

　　不过，应该看到，英国人“取经上海”恶补数学，并非是对中国式“应试教育”的无条件接受。去底，世界经合组织公布了一项评估结果，上海中学生在数学、阅读与科学等方面的能力居全球首位。上海孩子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此次评估不仅看他们个人具备怎样的知识，更重视他们怎样利用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单单以成绩论英雄。针对英国国内那些认为“中国学生靠的就是死记硬背”的论调，特拉斯就反驳说：“如果你真正参观过上海中小学的教室，就会发现所谓‘死记硬背’—所有孩子背诵一模一样的答案—的刻板模式根本不存在。”

　　爱因斯坦曾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中西教育方式各擅胜场，中国基础知识教育水平很高，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更注意尊重孩子身心的自然生长，双方的问题都是“过犹不及”。就以数学为例，中国孩子陷入题海战场无从脱身，以至书包日重，眼睛日近，固然是一个极端，但定理公式之记忆，乃至口算心算的训练，实属必不可缺，当代英国人之于数学题，到了没有计算器就得数指头的情况，相信不会是爱因斯坦眼中的“和谐”，也不是自古如此，否则英国不可能有牛顿、罗素、怀特海和霍金。

　　可喜的是，对比英国国内对这次“取经中国”讨论之热烈，“支教”输出方上海反而冷静得多，有沪上教育界人士就指出，中国数学教得比外国难，是难在基础知识，而且往往要为此付出较高代价。因为基础知识的领先并非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思维方式、创新本领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这算是讲到点子上了。在英国为很多人算不出简单加减题担忧时，我们要补的并不比他们少，甚至比他们还难一点。英国人担心算术不好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而中国教育如果不能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则会更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未来。上海教育界有这样的自省，相信上海教师去了英国，是会既当老师又做学生的。如果真能如此，这样的教育交流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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