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的内容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从1 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利用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创办近代企业，于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沿海地区出现。甲午战争以后到20世纪初，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刺激下，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第二课的内容是“民国年间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都有所减少。但是大战结束以后不久，列强卷土重来，“春天”很快就过去了。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工业又有了短暂的发展。民国后期，由于官僚资本的野蛮掠夺、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工业遭到巨大打击，大量的工商企业破产倒闭。
第三课的内容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仅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直接威胁着它的生存，把它推向艰难的境地。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了本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在反对侵略，反对独裁专制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两方面。
本专题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1．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及其造成这种阶段性的原因。 2．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难点：1．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一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知识与能力]
思考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
阅读图片《古代中国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和郑观应《盛世危言》的材料，培养学生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历史图片和历史材料的能力。
教师引导学生了解张謇和荣氏兄弟的事迹，并进行评价，使学生能把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思考，从而使学生了解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的密不可分。引导学生既要关注自身发展，又要关注社会发展。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提供的材料、图片以及教师的引导，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为使学生感性地了解历史，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比如，一个扮人物，一个扮记者，进行一次采访，使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充分地发挥。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和阅读法等学习有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本课，教师要使学生理解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艰难，让学生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新世纪的青年，既要关注自身发展，又要关注社会发展。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教学内容分析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开始出现，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同时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本课第一部分内容讲的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过程以及表现，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在鸦片战争后利用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的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直接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从而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教材首先综述了传统社会里中国经济的特点。图片《古代中国农村的家庭纺织业》非常形象地再现了自然经济的模式——男耕女织。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伴随着五口通商，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为民族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出现于东南沿海一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与束缚下，中国民族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教材中介绍了民族工业产生的两条途径：一种是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另一种是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
◆从1895年到1913年民族工业在内外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刺激下，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教材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主张“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张謇，并列举了当时的几个比较有名的民族工业企业。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意义。
难点：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关系；初创时期的民族工业多集中于轻工业的原因；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远远超过官僚资本，成为中国工业资本的主体的意义；基于民族工业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对于此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以上几个难点多带有一定的理论性，也比较抽象，需要教师逐步引导学生理解。
(三)问题解答
[学习质疑] 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答案提示：买办拥有巨额资金，又同外商企业有较多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够大大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买办收入的大部分被买办及其家族浪费掉。消费之外的积累，大部分寄存或附股于外商企业，同外商资本合流；有少量转化为土地从事封建剥削；真正兴办中国近代企业的包括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在19世纪后半期，更可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了。
买办投资于近代工业、航运业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据现有材料，1873年唐廷枢、徐润接办轮船招商局后，该局有徐润投资至少24万两，唐廷枢投资至少10万两，买办出身的陈树棠据称投资10万两，此外，大约还有郑观应的投资。上海机器织布局有郑观应、徐润、唐汝霖等人的股份。名为官督商办实际上是商办的矿业，如安徽池州煤矿有徐润、杨德的投资；热河承平银矿有徐润、唐廷枢和李文耀的投资。买办投资于大型民族工业主要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情。
买办以其有较大的资金，又有兴办近代工业所必须的某些洋务知识，对于近代工业的创办有一定的贡献。
[想一想]
为什么在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阶段，创办民族工业的多是官僚和地主?
答案提示：原因之一：地主、官僚和商人是最早与西方侵略者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深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刺激，既痛感于利润被侵略者所掠夺，又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创办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希望实现国富民强。
原因之二：他们把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近代工业，是因为新式工业能给他们带来比较优厚的利润。
[自我测评]
1．连线
继昌隆缫丝厂 张謇
发昌机器厂 陈启沅
保兴面粉厂 方举赞、孙英德
大生纱厂 荣宗敬、荣德生
2．了解了张謇的经历后，谈一谈你所理解的“学而优则仕”。
答案提示：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参加会试，高中状元，按例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力主抗战。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愤于朝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教育等其他事业。
从张謇的事迹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是为国分忧，为国家强大而奋斗，不论是为仕，还是在商，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所学。
[材料阅读与思考] 根据以下材料，你认为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材料略）
答案提示：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生产资料，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
外国资本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解体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销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评价方法] 观察法
[评价过程] 设计观察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观察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学习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进步。如条件许可，教师可运用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和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进行观察，提高观察法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此处只采用了观察法一种方法，来了解学生学习兴趣的变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可采取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资本主义萌芽]
理解资本主义萌芽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
1．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萌芽状态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消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也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的时候，不能要求它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必然会包含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的机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经历数百年的历史，而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它的出现，不必借助于暴力，也不一定以暴风雨式的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
2．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进化的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过程已经开始。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3．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连续性。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它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也就不必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5一7页
[发昌机器厂]
该厂原是以打铁为业的方举赞、孙英德在1866年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资本不过二三百元，工人四五个。设在上海虹口外商老船坞的对面，专为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据称，发昌在1869年已开始使用车床，虽无文献证明，但该厂在《申报》上所刊广告已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到1876年该厂又有广告称有“小火轮出售，由英国来的，并有自造的数只”；第二年，又广告称“专造大小火轮机器，已经造起数艘。……兼造门市车床、汽锤、铜铁器皿”。1879年，方举赞退休后，在方逸侣经营下，发昌在19世纪80年代大发展。它经营铜铁翻砂、铁工，制造各种机器，造小火轮仍为主要业务。据老工人讲，到1890年，发昌有车床、钻床、牛头刨、龙门刨、铡床等近20台，厂内“可容纳200人工作”，另有翻砂、制模等车间，以及“水汀炉子间”供应蒸汽动力。但是，这时老船坞已归规模甚大的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不再由发昌加工零件。到1895年，发昌业务已冷落，全厂仅有60余人，也不再造船了。1899年，发昌无法维持，盘给耶松，成为老船坞的一个车间。
[张謇]
张謇(1853—1926)，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中日战争后，致力于实业与教育。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江南各省宣布东南互保。1906年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任江宁高等商业学堂监督；同年任江苏咨议局议长。1911年，任农工部大臣兼江苏宣慰使，但辞职不就。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以解救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工商、农林总长及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5月，国务院改制，任农商总长。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嵩山四友”，不受。1919年，任江苏新运河督办。1921年，任吴淞商埠督办。1926年8月24日，病逝于南通。遗著有：《张季子九禄》、《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
张謇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曾先后创办大生第一、第二、第八等纱厂、广生榨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纺织公司。1934年共有纱锭17万余枚，布机1200余台(1935年第二纺织公司倒闭，1952年第一、第三纺织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另外又建立了一系列盐业、榨油、面粉、冶铁、轮船等企业，形成大生资本集团。与此同时，他把经营实业的部分盈利，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等十余所学校，其中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最好，1920年三校并为南通大学。在南通以外的其他地方，张謇还倡议并资助建立了一些学校。
[陈启沅与继昌隆缫丝厂]
陈启沅(1834—1903)，字芷磬，号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广东南海人。少年时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希望能够科场高中，“两赴童试”，后因“父没，……遂弃书而继父志，……以农桑为业，实则半农半儒也”。嗣后，小有余蓄，惟“家计日繁，弃农学贾”，成为商人。赴安南(今越南)帮助兄长料理商务，后来遍历南洋各埠，见法式先进机器缫丝，产品精良，于是动了回国兴办机器缫丝厂的念头。1872年回国，第二年在南海西樵乡简村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占地约40亩，以银4000两建厂房，购置机器设备，以银3000两作为流动资金。该厂有煮沸水锅炉一座，脚踏式缫丝工作位300个，焙茧室一间以及焙房、藏茧室等。1874年秋冬之际投产，有职员30余名，雇佣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遂获厚利，为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因“果著成效，机房中人又联群挟制，鼓动风潮，谓此风一开则工人失业，生计立穷，无知之民相率附和，几欲将丝厂毁拆”。1881年，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将丝厂迁徙澳门，最初命名为和昌，后改名为复和隆，1885年又迁回简村，改名世昌纶。1903年，陈启沅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气溯源》、《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
[保晋矿务公司]
清末山西人民为收回该省已失矿山的权益而建立的近代矿业企业。189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西商务局与外资福公司订立借款开矿合同，出让该省潞安、泽州、平定、孟县、平阳等处煤铁诸矿的开采权。1900年前后，福公司前往勘矿并要求封闭华人已开采各矿，山西人民一致反对，同时按亩出捐，集资创设了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公司成立，实收股本为银162万两，官私都有，赎回被夺矿权并经营大同、阳泉等矿，享有减免厘税特权。公司成立初期，年产煤只有数千吨，辛亥革命后，增至10余万吨。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本劫夺，战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解放后，矿区收归国有。
[启新洋灰公司]
中国最早创设的私营水泥厂。其前身是1899年(光绪十五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英文水泥cement的音译)厂，官商合办。由于经营不善，1900年由周学熙接手，不久因有开平煤矿垫款，与开平煤矿一起，为英国商人霸占。1906年周学熙收回重办，并据为己有，改名启新洋灰公司。股本100万元，因为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取得了一系列的经营特权，规模不断扩大。1924年兼并了湖北水泥公司，1932年扩充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分厂。1932—1935年，年产量达24．7万吨，占当时全国水泥产量的43．7％，年平均销售量占全国水泥总销售量(包括进口水泥)的40％。1927—1937年累积利润1740万元。1934年又投资江南水泥公司，成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巨擘。为了与外商竞争，1925—1936年间，先后与华南、中国、江南等水泥公司进行联营。抗战期间，被日军劫夺，所产水泥全部供日军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来又发还。新中国成立后，该公司于1954年实现公私合营，1966年改为国营。
[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内容有：
1．编练新军
1901年下诏停止武科举，淘汰绿营。1903年设立练兵处，派庆亲王奕匡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大臣，铁良帮同办理。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计划全国编练陆军常备军36镇。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督抚兼管，设有将军都统省份，由将军都统任督办。1905年又成立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办理警政。
筹饷，“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练兵与筹饷是“新政”的两大重点，筹饷尤为重要。清政府既要偿付《辛丑条约》规定的巨大赔款，又要办“新政”，财政竭蹶愈甚。为此，它百计罗掘，加捐加税。1903年便强制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用摊派法，令各省州县官吏每年上缴中饱浮费320万两；二是根据袁世凯在直隶筹集烟酒税80万两的谎报，命令各省认真稽征烟酒税，摊定各省每年共缴640万两，两项合计近1000万两。此外，巧立名目，层层勒索，无奇不有。
2．废科举，兴学校
1901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州县学改为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3年颁布各类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同时在京师设立仕学院，进士馆，各省设立课吏馆。此外，令各省派遣官费留学生，鼓励自费留学。学成回国，经考核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
3．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正式成立商部，奕匡之子载振为尚书，张謇等为顾问。其后又颁布了一些有关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等。在这些章程中清政府宣布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承担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
4．整顿官制
1901年7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派庆亲王奕匡总理外务部事务。其后陆续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巡抚及江宁织造衙门等闲曹和重叠的机构。同时裁各部书吏及各省州府县差役，下令停止捐纳买官。
表面上看，这些新政措施与戊戌维新相类似，实则二者性质不同。1901年1月西太后在西安发出新政上谕时，即规定了它的性质：“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是说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新政”只是求在具体的统治方法上有所变通。所以它与康有为倡导变法水火不相容，“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清政府的“新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与其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并不一致：
新军在清政府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虽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到后来大部分为革命党所掌握，成为发动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为办“新政”，加捐加税，使清王朝原本就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由是激起的各地人民群众抗捐抗税斗争的持续发展，又成了加速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催化剂。
废科举、兴学校和“奖励工商”虽非“新政”的重点，但其客观影响不容忽视。前者在教育史上有其地位，促进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而且有助于西学新知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后者虽然多属官样文章，但有关政策法令的公布毕竟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也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的“新政”，又为野心家袁世凯扩充个人势力提供了机遇。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袁一到任，便抓“练兵筹饷”。1902—1905年，先后编练成北洋六镇，共计兵额6万一7万人。又将盛宣怀控制下的大批洋务企业夺取过来，并加以扩充。袁世凯以北洋六镇为政治资本，凭借经济实力，结党营私，声势日盛，左右了朝政。袁世凯势力的崛起，无论对清政府的命运，还是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政局，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第305—308页。
[郑观应]
郑观应又名官应，广东香山人。据郑观应自述：“年十七(1858年)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从家叔秀山学英语，入宝顺洋行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工作了9年，到26岁(1868年)宝顺停业时离开。后与人合办生茂茶栈，办揽载行，投资中外合资的公正轮船公司，被推为董事。从1874年起，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8年，实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个时期，几次纳资捐官，最后得候补道衔。他又将当买办的优厚收入，陆续投资于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在充当买办的同时，兼任过上海织布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务。1882年，受李鸿章札委，任招商局帮办，兼营织布局，同时辞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职务，成为洋务派办企业主力人物之一。郑观应自称一生是“初则学商战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著有《盛世危言》等书，具有比较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盛世危言]
郑观应著，1893年刊行，在《救时揭要》和《易言》的基础上撰写而成。《道器》篇是该书的总论。在《商务》、《商战》、《税则》、《农功》等篇中，提出经济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西学》、《议理》、《议政》等篇中主张政治上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学校》、《公举》、《公法》等篇中，主张广开艺学，培养人才，用西书，办报纸。此书是郑观应的代表作，版本较多，卷数编排多有差异。
[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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