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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项英

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号江钧。

幼年丧父，靠母亲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小学毕业后，曾连续三年求职未果。

1913年，项英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满师后留厂当纺织工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项英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开办的工人夜校，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上逐渐倾向革命。1920年在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影响下，进行了反对工头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包惠僧奉命回武汉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项英主动与他们联系，要求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12月，包惠僧派项英到江岸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从此，开始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经过多方努力，1922年1月，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项英任秘书。1922年4月，经包惠僧介绍，项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经常用“夏英”化名发表文章，以后便叫“项英”。

在项英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发展迅速。项英组织了扬子机器厂、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并迫使资本家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武汉各工会联合成立武汉工团联合会，项英出任组织部长。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中共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8月，又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并当选为总干事。会后，项英深入广水、信阳、驻马店等地，发展了施洋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为反抗军阀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2月6日，军警拘捕工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项英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代表谈判，进行面对面的斗争。2月7日，军阀吴佩孚令军警枪杀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

1923年6月，项英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仍到武汉工作，任中央驻鄂委员，不久因受反动军阀通缉，1924年春奉命调往上海，出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4年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项英被选为俱乐部委员会主任。经过项英努力，到1924年底，沪西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会员近2000人。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2月，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反对日商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殴打女工，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罢工规模日渐扩大，22家日商纱厂35万余名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最后以工人胜利而告结束。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工会联合办事处，项英任主任，刘华为副主任。5月，项英作为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回上海，任上海总工会各区组织员和上海纺织总工会委员长。

1926年项英被派到武汉负责工运。5月，他代表武汉工人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回湖北，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和区委工人部负责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任组织部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项英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6月，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仍当选为全总执委。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再到上海，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8年春，项英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化名张成参加会议，并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此后，项英在中共中央负责工会工作，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1月，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召开，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930年12月，项英来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负责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并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正式成立，项英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主持中央局日常工作。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革军委，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改组，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革军委主席，项英任中央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与此同时，经过积极筹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项英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并在会上致开幕词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草案报告，还与毛泽东分别作了闭幕词。会议选举项英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随后在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人民委员并代理财政委员。

1933年5月，项英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代理中央军委主席。

期间，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央苏区查田运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项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代替王稼祥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项英也犯过“左”倾错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陈毅一道，领导约3万人的部队在苏区坚持斗争。由于项英错误地实行大兵团作战，导致中央苏区县城全部陷入国民党军之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项英、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电示，将部队分为九路突围，转移到粤赣边根据地中心油山地区。随后，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会议，将正规部队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会后，项英和陈毅率部转移到大余、南雄之间的北上游击区，依托深山老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摸索了一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发表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等文章，表示愿意联合抗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后，项英、陈毅召开粤赣边区干部大会，决定由反蒋转为联蒋、由内战变为抗战的方针。

1937年9月，为解决南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在此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11月7日，项英飞赴延安;12月1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南方游击区工作情况。1937年底，项英受命从延安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就留在江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福建等八省十三个地区，包括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闽赣边、粤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经过紧张的谈判，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书记。随后，项英和陈毅、张云逸等人一起，分赴粤赣边、湘赣边、闽赣边、闽东、闽西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部队统一集结，开赴抗日前线，只用两三个月时间就编成4个支队，共1万人，6000多支枪，陆续在皖南、皖西集中。

新四军军部也由南昌先后移至歙县岩寺和泾县云岭。

新四军组建和开始对日作战后，项英就部队的部署、创建根据地及对日作战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1938年到1940年初，新四军作战4000余次，歼日伪顽军9万余人，在大江南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新四军发展到7个支队，10万余人。项英对此是有功绩的。与此同时，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项英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没有充分放手发动群众。1938年9-11月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召开，项英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中途即返回皖南，没有听到毛泽东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报告，因而在皖南新四军工作中，一味迁就国民党，从而影响了新四军的发展。1938年10月31日，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作《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宣传王明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在这种右倾思想指导下，项英在处理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关系时，丧失阶级警惕，处处迁就。在新四军向敌后发展问题上，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项英对此采取消极态度，延误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华中发展的方针。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南，项英与刘少奇就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发生了尖锐分歧。项英过分强调皖南的特殊性，延迟中共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贯彻。有鉴于此，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重申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否定了项英要从苏南抽兵到皖南的意见。项英仍一再要求新四军主力南调。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新四军军部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谈判。

从1940年春起，国民党军就加紧在华中制造磨擦事件，以图截断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并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项英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则对此阴谋缺乏警惕，反而迁就国民党。1940年4月，项英在一个星期内竟7次致电中共中央，同意蒋介石、顾祝同关于江北新四军南下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新四军和项英的指示，不点名批评了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右倾错误，并用陈独秀例子告诫项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问题上，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不犯严重错误。

项英对此不仅不认真接受批评，反而三次报告中共中央要求辞职。

面对国民党可能采取的军事反共企图，中共中央多次督促项英尽快率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渡，而项英则始终坚守其株守皖南的错误主张。

194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向项英和新四军军部提出三个行动方案：军部移动到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渡江;移至苏南也可;直接移皖北。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新四军军部从速北移。但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仍坚持留守皖南。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0月21、25日，中共中央一再电令新四军尽速北移。在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新四军军部派出挺进团控制江北一线阵地;组成渡江指挥部，接应新四军军部渡江。但不久项英又开始动摇。10月28日，项英电告中共中央直过皖北已无可能。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项英及皖南新四军，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或整个留皖南准备向南突围。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坚决拒绝八路军新四军必须限期北撤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关于北撤路线，中共中央提出并经国民党同意，决定经苏南北移。

1940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下达《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发布要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按照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在皖南集结了8万人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严令新四军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23、24、25日，项英三次电示中共中央，拖延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及新四军军部，对他们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在此情况下，项英才于12月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全部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麓经宁国、郎溪到达溧阳，待机北渡;行动日期为1941年1月4日。由于项英一再延误新四军北移，致使大好时机错过，无法挽回的损失已不可避免。

在皖南新四军工作期间，项英还排挤、打击军长叶挺，致使叶挺数次辞职出走。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其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5日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包围，皖南事变发生。

在前后7昼夜的战斗中，新四军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率一支队伍仍在皖南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1月19日晚，项英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率军部警卫人员及副官处第三科副官刘厚总离开大康王向南转移，三四天后，来到铜山北面罗丝坑，又经铜山、水岭转移到濂坑。途中，周子昆不慎落水，刘厚总发现他身上带有黄金和银元，暗中起了贪念。到濂坑后，被当地地下党员安排在蜜蜂洞藏身。在蜜蜂洞，项英等人生活了20多天。这期间，项英曾派人侦察渡江转移的路线;之后，项英还派人做便衣，筹集干粮，准备渡江北移。正在这时，惨案发生。3月13日晨，刘厚总乘项英、周子昆等熟睡之机，连发数枪，残忍地杀害了项英、周子昆等人，并将他们携带的黄金、银元、钢笔、手枪、手表掠走，向国民党投降。项英殉难时，年仅43岁。1953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派人到皖南找到项英、周子昆的遗骨，并于1955年6月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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