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了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和潘新和先生的一些文章，深为他们为语文学习归为正途在学理上所做的深刻探讨所折服，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在两位先生的笔下得以鲜活再现，他们在著作里无一例外的把语文定位为“言语”，学语文就是学言语，并对“言语”和“语言”做了细致的区别和划分。

  他们认为“‘言语’指的是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语言’来自于‘言语’，‘言语’包含‘语言’，‘言语性’是指语文课程所独具的学习‘个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的特殊属性，简而言之，语文课程的特性，即学习言语（包括学习语言，但最终目的是学习言语），学习言语包括学习个人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实际运用和表现。”

  仔细阅读并理解“言语”的内涵，深刻感受到两位学者对语文课程性质探索的良苦用心，可以说“言语”说更接近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用岳增学先生的话说“‘言语性’似乎更接近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一是它基本上已经剥离去了包裹在语文课程外围的层层光环，进入具体的语用层面；二是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讲，它不是从广义文化学或哲学的高度上从外围对语文课程的本质继续抽象，而是从朴素的存在论意义上直面语用的现实，具有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仔细玩味之后，总觉得“言语”一词有舶来品的味道，似乎不如“语言”一词来的更直接，更接近语文的本质。

  前不久读到岳增学先生《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认识——兼评‘工具性’、‘人文性’、‘言语性’”》中的论述豁然开朗，他的论述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现撮其要，和大家共享。

  他说“‘语言’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概念，其理论内涵是丰富、深远、广博的，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它既是一种精神范畴的抽象，又是丰富多彩的具体存在，它既表征语言文化的恒常永久，又绝不排斥其动态发展变化的无限与无穷，，它既是个性化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白马非马’，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因任何马的种族与特性的丰富多彩而取代马的概念，也从来没有因为人的种族、职业、性别、年龄、个性的差异和人种变异而取代人的概念。‘马’的包容性是任何白马、黑马取代不了的，‘人’的包容性也不是任何‘男人’、‘女人’所取代的，‘语言’概念的无限包容性是‘言语’取代得了的吗？语言行为就是对话，语言作品就是文章，用‘言语’来代替以上语言的两个种概念是否有这个必要？

  ‘语言’概念本身既包含了一切语言现象的存在，又蕴含了自己的本质规律，它既指共性化的静态符号系统，又指个性化的动态的具体语用，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它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方面。所谓主观性，指语言受情感或价值因素的支配，是由人的语言表现欲使然的情感渲泄与形象塑造，是语言的个性表现，具有生成性。所谓客观性，即语言的对象性，一是指语言表达内容与现实的一致性；二是语言表达的规则性（语法、逻辑、修辞）。语文学习既有语言规则的基本把握，又有具体的语言实践，既有生成性，又有对象性，二者同样具有不可剥离性，是互为依存共同发展的；其三，语文学习的实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学习语言规则，把握语言的运用规律，创造性地发展语言，丰富语言。对课程性质的追问，还是具体一点、朴素一点、大众化一点好。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有些人似乎不引证一下柏格曼、海德格尔、卡西尔，就不足以证明言语性的理论依据。本人以为，当代的一些青年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时髦的权威）老爱搬用一些洋概念哗众取宠，有些人甚至套用洋概念伪作自己的原创，以概念推概念，玄而又玄，君不见现在有些课程论者躲在书斋里构筑自己的理论乌托邦，书斋外照样是一片应试的田野，完全忘了以王明为代表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导致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教训，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理论研究‘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理论纯粹是理论推导出来的，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很多青年理论工作者颇有才气，但如果不联系实际，光说空话，这样的才气是难有生命力的。’‘其实最高深的学问，可以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表达，也应该用简明的语言来表达。’”

  读过岳先生的论述再结合我们自身学习语文的经历，我们深刻体悟到，学语文就是学语言，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感受语言，理解语言，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过程。许多语文功底很好的孩子，都是阅读涉猎广泛的，阅读多了，语言积累多了，语言运用的规则程式自然也就多了，语言运用也就自如了。把语文学习定位在语言学习，真的是既亲切又符合实际，很容易被我们接受。我们诚恳的接纳这个观点，并以它来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这将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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