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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过飞飞、伍豪、少山、冠生、胡身成等别名。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6岁开始读私塾。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东关学校读书。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像所有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任会长，担任《敬业》杂志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并担任《校风》总经理、江浙同学会会长。在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方面，周恩来在南开已初露才华。1917年9月，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他被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使他开始接触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周恩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9月，考入南开学校大学班。同月，和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周恩来用“伍豪”的笔名撰写文章，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而被捕。在狱中他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编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书，记叙狱中的斗争。7月，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周恩来也胜利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巴黎，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成为一个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3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李维汉等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他任宣传委员。同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此外，他还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笔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1924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周恩来于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此时，26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周恩来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后改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兼任军法处长。

12月，主持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派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1925年2月，参与领导了黄埔军校的校军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

8月，黄埔军校的校军同军校分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他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创建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10月参与了第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等都主张用武力回击，但未被中共中央采纳。4月，他和所有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担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同时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

在此期间，周恩来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里。党组织便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1926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

1927年2月，周恩来任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别军委书记，与陈独秀、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那时是3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3月21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7个区，同时发动起义。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200支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为震惊。经过30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占领了上海。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被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拘禁，不久获释。他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他起草意见书，主张迅速出师讨蒋，与罗亦农、赵世炎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也没有被采纳。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改组，任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7月底到达南昌。8月1日，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在起义中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6-7月，周恩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的报告，强调红军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回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秘密领导革命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旋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为支持创建革命根据地，为建立党的情报、通讯、锄奸保卫工作，为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在中共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

1929年9月，他主持、审定了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经验，强调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此信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4年3月，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0月，参加长征。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在当时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对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他协助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于1935年6月中旬，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此次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北上的方针，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随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和毛泽东率第一、三军团北上到陕甘苏区，并参与指挥部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直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37年上半年，又代表中共中央同蒋介石等进行多次会谈，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同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防会议，同蒋达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下旬，被推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初到达太原，同阎锡山商定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原则和地域，促成当时在山西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策划。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代表中国共产党长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为坚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进行了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1939年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1939年7月，周恩来坠马摔伤，9月赴苏联治病。1940年2月返回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向国内外揭露事变真相，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他回到延安。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起草延安总部第一至第六号命令，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毛泽东、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1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参加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进行军事调处，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看清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的真面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46年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支持和领导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开辟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基础。1946年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6月，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后，1947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2000余里，先后经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生活过，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1947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估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提出第二年战争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在蒋管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8年9月，周恩来出席在西柏坡(今属河北平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第三年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发言，指出：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

会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和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对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国民党军起义和和平解放工作进行指导。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均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22份。

邓颖超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同时，致力于军队建设，为中央军委起草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和城市政策的指示，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参与领导军队整编，主持制订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6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开始筹划建立新中国。他代表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2月27日，他在河北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大会临时主席，致开幕词。次日，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次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26年，先任政务院总理，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直到逝世。历任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为贯彻这一决策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50年代，协助毛泽东组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以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随后领导组建国防科技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主持研究、试验导弹、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核武器和各种型号的导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大贡献。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1949年12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1949年到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全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得到国际承认。195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先后访问过亚、非、欧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做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71年，他协助毛泽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林彪叛逃外国的“九一三事件”。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他的逝世受到全国民众广泛而深切的悼念。他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其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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