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雾霾又一次笼罩京沪穗等各大城市，对空气污染的担忧就再次成为大陆民众的集体焦虑。各种权威机构的研究显示，这种焦虑并非缺乏根据：大陆城市空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且仍在恶化。

空气污染带来特定人群的早死或是健康寿命的损失，也已被研究证实。污染本身并不值得奇怪，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除了个别旅游圣地或是有其他独特优势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避免这一过程。今日风光迤逦的莱茵河，曾经被称为欧洲臭水沟，不仅河中鱼虾绝迹，政府甚至禁止居民下河游泳以免中毒。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而非靠旅游资源发家致富的国家，走低环境损耗的发展道路固然是理想之选，先污染后治理则是更为现实的无奈选择。作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步伐的代价，大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令人瞠目：发达国家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中国则是多种类污染物同时出现、高浓度爆发。这是一个集前现代的烟花爆竹、餐饮油气;工业化时代的燃煤烟尘以及现代社会的汽车尾气于一体的独特环境困局。

但不论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还是城市化步伐加快，其本身都只是手段而非目标。根本目的，当是民众乃至后代的安康与幸福。因此，尽管如此复杂，作为发展的副产品，空气污染绝对是当下中国必须立即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这显然也是现阶段民众最为迫切的期待之一。能否拿出如多年来发展经济般的决心与勇气，继而像经济的跨越式高速发展一样，以跨越式的速度尽快解决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则是这种期待的核心。

大陆空气污染现状调查

4月，内地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中国环境绿皮书》。同往年一样，自然之友在报告书中对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榜单很快引来媒体的竞相追逐。北京连续3年垫底末三成都直跌9名降至第二十八，排名的升降及幅度均牵动着关注者的神经。

自然之友制作的这份榜单，以环保部发布的数据为基础，根据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的多少排名。某地当日的各项空气污染物指标，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均不超过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二级限值，即认定该地当日的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属于优或良级别。

根据上述标准，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中，海口、昆明、拉萨拔得空气质量前三位，乌鲁木齐、北京、兰州包揽后三位。其中，海口全年的空气质量处于官方认定的优良状态，而连年霸占榜单倒数席位的北京则有84天处于污染状态。

无力接轨的环保标准

在更大范围的城市空气质量比较中，海口和北京一样达不到及格线。世界卫生组织搜集并公布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汇总情况，其中一份名单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空气污染指标，对全球91个国家1081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收入其中的31个中国城市里，表现最好的海口仅排在榜单第814位，它的污染物浓度相当于美国的贝克斯菲尔德市，但后者在名单收录的300多个美国城市里却是空气最差的。

整体空气质量比中国还要差的国家，在名单里只剩下蒙古、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伊朗等西亚国家。中国城市排名最末位的兰州在国际榜单中名列第1058位，但它还不是空气最差的城市，印度德里、蒙古乌兰巴托、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城市空气污染比兰州还要严重。

当中国优良空气接洽国际标准好空气，内地主要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普遍处在不及格水平。

在空气质量达标与否的标准判定上，主要大国分歧明显。比如在可吸入颗粒物PM10指标上，中国自1996年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空气质量标准认定，年均浓度在100微克/立方米以下即为达标，而美国环保署将该数值定在40，世界卫生组织则将健康要求的准则值定在20，针对发展中国家另设有70的推荐最低限值。

假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PM10年均浓度最低的城市海口也未能满足公众健康的基本要求。12月，亚洲开发银行一项分析中国环境的报告指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

中国环保部制定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纳入细颗粒物PM2.5等新的空气污染物指标，与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第一阶段过渡值靠拢。标准定于正式实施，但自元旦起，全国已有74个城市试点运行。4月，环保部发布第一季度74个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新的官方结果前所未有地令人悲观。74个城市空气处于新标准污染状态的天数，比未污染的天数还要多。这也验证此前环境学界的判断，假若立刻执行新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全国将会有2/3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

伴随着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空气污染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全国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回应公众改善空气质量的呼吁时说，现在面对的大气污染成因复杂，既要治理和控制一次污染物，还要控制二次污染物;既要治理常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还要治理PM2.5污染等新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

回顾欧美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它们的确曾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欧美国家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90年代以后才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由于大气中的PM2.5一部分来自污染源的直接排放，更多的一部分来自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物发生的物理和化学转化，这种治理显得水到渠成。

这种需要治理众多种类空气污染物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前后环保部修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过程中。在以前，学界以外极少有人知悉PM2.5这一空气污染术语。年末的全国大范围灰霾天，以及微博上广为流传的美驻华使馆PM2.5监测数据，引爆了随后举国热议PM2.5的环境事件。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环保部门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决定把PM2.5列入新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在一项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中指出，根据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陆3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不能达到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分别为18个、51个和201个。即使不考虑PM2.5和臭氧污染的问题，也有216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能达到年平均浓度国家标准，占城市总数的2/3。这意味着，不管是新的PM2.5指标，还是旧的PM10指标，都难以准确涵盖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中国的空气污染防治，需要自主探索多种污染物整体达标的中国标准。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众多的污染物本身，也相应地呈现在种类繁多的污染源清单上。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燃煤烟尘、建筑扬尘已是众所周知的空气污染来源，它们排放的污染物对空气质量影响举足轻重，而其他一些污染源也已经贴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相比冬季燃煤供暖、露天垃圾焚烧，餐饮油气与烟花爆竹则是相对不为人知或未被重视的中国特色空气污染源。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的研究，北京元月霾天期间，餐饮源对PM2.5的贡献占到13%，这一比重几乎与北京地面扬尘和工业排放对PM2.5的贡献总值相当。而且，北京市餐饮业的污染物排放近年来还在呈快速上升趋势。

燃放烟花爆竹也能造成短时间内PM2.5浓度的暴增，这些污染物遭遇无风静稳天气时便会在大气中飘浮数小时，甚至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性重霾的导火线。王跃思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详尽分析了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各小时各类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燃放的大量烟花爆竹，要为北京2月霾天的部分重污染时段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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