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随着祖母长大的，而生活起居由我家几十年的老保姆照顾，她来自农村，最早是我父亲的奶妈。所以我父辈称她“妈妈”，而孙辈称她“奶奶”（对亲生祖母是我们湖南的叫法），视为自家的长辈。 她本是文盲，解放后扫盲才识了几个字。但我深信她当年对我的养育给我极大的好处：我当年坐在她膝上听的民间歌谣该是我最早的音乐启蒙，她讲的各种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是我的中华文化启蒙，她和我祖母对我家前辈少年时期的描述和赞赏是我最早的励志教育，她在邻里中的好人缘、她的悲悯心是我最早的“情商”教育。还有她对乡村生活的追忆，使我一直对自然充满向往。
我儿子的保姆也很不错。除了勤劳、可信赖之外，我尤为佩服她的好学。跟着我读了不少幼教杂志不算，她还抓紧时间和我学或自学电脑（我如今Excel和Access要向她请教），和我儿子一起学英语，小橡树开园后帮我打理从清洁采购到跑银行的各种事务，是我的左膀右臂，甚至能够用她的那点英文成功地安抚只听得懂英文的孩子。她带当当时便非常留心学我的各种做法，我也常常长篇大论地给她上课，促使她回家敦促家中对她自己的孩子不要娇养。我博士论文的感谢辞中专门有一段感谢她和她妹妹对我的帮助。
我承认大家说的农村保姆在卫生习惯、孩子养育乃至眼界心胸方面存在问题，但看这个问题要有一点历史眼光，有一份悲悯心。我在美国读书时，曾就现代中国对农民的歧视写过一篇term paper。中国研究学者发现，当今对农村的歧视并非古已有之，封建时代，士农工商，农仅次于士。标榜的是“耕读之家”，蔑视的是“市井小民”。官员告老，都要“还乡”。但解放后几十年，政府决策，发展工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户口制度与城乡隔绝，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凡此种种，造成城乡的巨大差别。经济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社会地位的低下，意识形态的不复存在，使人们对农民的嘲弄更加肆无忌惮了。文革时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在文革期间的短暂生活经历，却使我深刻了解为改变出身而选择道路的艰难。也使我不愿为非个人选择的因素去蔑视任何人。当我初到美国，在银行提款机前急得满头大汗时，我是多么感激那些在我后面排队等待，却对我微笑鼓励的人。所以我愿意一遍一遍地给农村保姆讲解家电的使用，育儿的方法，原谅她有时冒出的“小见识”，在合适的时机去提醒她，她和我一样敏感，一样需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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