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事，总有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的想法。人活在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中。

　　
有些教师太忙了，忙得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想法。当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少时，教师就变成了一个“行者”。

　　
“行者”没什么不好。中国曾经流行“知难行易”的说法，意思是说：只有少数人是“先知”，只有少数人知道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理由，多数人并不知道也无需要知道行动的理由，他们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指令，去“执行”就是了。

　　
于是，这个世界就切分出两群人：一边是思者(思想者)，这是少量的精英；一边是行者(行动者)，这是沉默的大多数。

　　
照这样看来，“行者”其实是那些按照别人的指令去过日子的人。这些人在执行指令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执行有什么不好，直到要退休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为别人活了一辈子。

　　
这样的人有“执行”的美德，也可能有“雷厉风行”的速度，有“四处行走”的忙碌。在非常时期和非常群体中，这样的人可能是那个时代那个群体中最可爱的人。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的人总得过日常的生活。日常生活意味着这个有自己的脑子，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赞成和不赞成，有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有自己的保卫或者反抗，有自己的参与或者不参与。

　　
总而言之，一个“日常人”如果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他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行动受他自己的脑子使唤，他的行动缘自他自己的想法。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会“三思而行”。他活在他自己的“问题—思想—行动—新问题—新思想—新行动……”的生活链条中。

　　
教师为什么要做有思想的人，西方国家为什么强调为教师“赋权”？为什么一浪又一浪地呼吁“教师专业化”？为什么有人吁请“教师成为课程开发者”？

　　
这不过是说：教师是日常人，在日常教学生活中，他不只是一个“课程”的旁观者、执行者、行动者，教师本人必须是课程的参与者、开发者、研究者。

　　
可是，呼吁的结果多少有些令人感到尴尬和奇异：研究者、觉醒者在一边呼喊“教师赋权”、“教师成为课程开发者”，总有教师在另一边躲避“赋权”、拒绝“成为课程开发者”。

　　
为什么？教师说，我们很忙。

　　
教师确实很忙。没有不忙的教师，人们都在忙。

　　
如果教师忙里偷闲，抽空坐下来，思考自己除了这样做教师，还可以怎样做并做得更好，这样的教师就成为一个反思型教学者，成为一个思想者，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教师总是为自己保留一份“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的心情；有了这份心情，教师就不仅行动，而且思想。这样的教师是为自己活着的教师。

　　
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活得好好的，整个民族就有了希望。

　　
快乐的教师到了要退体的年龄，他(她)会发现：我为自己活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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