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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有多少孩子被教育掳为“人质”?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育儿知识 来源: 逍遥右脑记忆


一个馒头引发血案的故事,属于无聊之极的电影与网络恶搞,一个馒头引发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则源于椿桦神经过敏式的忧郁症。

“山西晋城一位副部长为老母办丧事,30余小学生被派前往抬花圈”(《山西晚报》6月13日)事件的出品人与导演虽然藏在幕后“谦虚”地不愿名扬天下,但如果让他们给事件改编一个电影名,他们肯定会争先恐后地这样改:一个馒头引发的送葬。因为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的是,这30个孩子干了没有白干,每人完成任务后都拿到了一个馒头,而这个馒头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当然,这样的主题是电影版的,我们知道,在现实中这些孩子并不需要一个强加的馒头,如果坚持说他们需要,那是因为孩子们走了十来里的路程,需要饱餐一顿,拿一个馒头塞牙缝完全没问题。由此,一个馒头引发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副部长很精明,擅于成本控制;学校一方擅于公关以及就地取材。那么学生一方呢?我想,他们在当前的教育“馒头”下充当着一群可悲的“人质”。

古人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今人说:老师要学生捐款,学生不得不捐。不久前发生的“杭州一小学为还工程款要求学生捐款,低于50元拒收”(《现代金报》5月26日)的事件,与晋城小学生义务送葬的新闻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被索取的是钞票,后者被索取的是劳动力。无论是捐款,还是义务干活,其实质早已脱离了“捐”与“义务”的本质,“捐资”、“赞助”以及“义务”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其内涵与外延率先在教育界得到了扩展。温暖的词汇因而有了冷冰冰的强硬之气。这与绑匪要求交纳赎金的味道如出一辙:要想让孩子安心读书,你就得乖乖“捐款”和干活,否则孩子就会被校方“枪毙”出局。关于人质的概念,人们都清楚无误。如果拿一则事件来进行补充说明,大概可加深这方面的认识:“一中学生上书中南海反映问题遭当地教育部门报复,借读费不降反增6000元”(《济南日报》5月24日),这个事件是否让你想到了某部外国电影?讲的是被绑架的小女孩家人因缴纳赎金前报了警,绑匪察觉后将赎金翻了10倍。

“广州2006年幼儿园报名结束,为入公办名园家长勒紧裤带斗‘富’”(《信息时报》6月13日)。这一现象表明,教育界的“人质危机”事实上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自从赞助费被定性为乱收费,它马上换了个名堂卷土重来:捐资助学费粉墨登场。冰冷的“捐资”在广州被拍卖式地哄抬到8万元。接受“捐款”者数钞票数到手发软,那些赎到学位与被提前“枪毙”的孩子家长则腰膝酸软。这一切,就是中国教育当前存在的一个事实:孩子前仆后继充当“人质”,家长勒紧裤腰不断缴纳赎金。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不能按市场经济办教育”(中新网6月13日),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应中国教育负担过重,是这位前副部长的口头禅。在我看来,这位副部长不过是事后英雄罢了。他退位后说多少令人感到过瘾的话,都不能掩盖当前教育界令人心酸的事实。包括吴保庆在内的人们如此惧怕教育产业化,显然是担心教育负担不堪重负。但是显然,吴保庆们忽视了这样一个概念:将收费的市场化混同于教育的市场化。事实已经证明,我们阻止教育市场化的结果是收费越来越高,稀缺的公办教育资源成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资本办校基本可算是困境中求生,人们削尖了脑袋也要往公办学校挤,民校即使是降低收费照样是门可罗雀。怪谁呢?当民校的毕业生找工作频频受挫,当众多的民办高校连发毕业证的资格都受限,是民校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教育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事实证明,教育界一场接一场的改革都同医疗改革一样,通通宣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倒是希望中国(至少是在城市)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市场化:没有公办与民办之分,没有区一级、市一级、省一级之类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外来人口可以和本地人口一样随意选择学校,学校的品牌形象完全依靠自身的服务质量而非政府的投入来获取。当学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孩子们才有机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不会总是充当“人质”,才不会出现强制性的“捐款”、“赞助”以及“义务”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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