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考点梳理】
1．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族工业的兴起及初步发展；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大众传媒的发展）。
3．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与道路探索（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从经济到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二轮知识归纳】
考点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族工业的兴起及初步发展
A．新人教版——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鸦片战争后，洋纱首先涌人中国东南沿海的市场。因其质优价廉，取代土纱，使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纺”与“织”分离。随后，洋布输入，取代土布，又使中国农家的“织”与“耕”分离。这样，越越多的农民购买洋纱洋布，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在中国大部分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列强大量收购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它们操纵着丝、茶市场，使中国丝、茶生产服从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日趋商品化。丝、茶等农产品大量出口，减少了它们在农业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的成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同时瓦解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
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科技，维护清朝统治。这部分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从19世纪60—90年代，他们掀起一场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和李鸿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满洲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由于财力不足，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其中，主要有李鸿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10年之间，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创办了京师同馆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近代教育的先河。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是，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它们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以后，外商陆续在通商口岸私自设厂。受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受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诱导，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使用机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它们的出现，说明在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
B．人民版——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兴起的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自然经济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侵华，由于输入的洋货物美价廉，不少中国土货滞销；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西方侵略者控制了中国海关，增开了更多通商口岸，又获得了内河航运和内地通商等权利；外商在华私自设立的工业、金融业、商业和航运业等企业也迅速发展——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进一度加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灾难和促进并存）：一方面对自然经济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使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营对华贸易的洋行大量增加；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开始出现，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洋行——早期外资公司。买办——殖民地半殖民地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的代理人。）总之，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
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产生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标志是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企业。产生途径：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原的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产生地区：首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出现。代表企业：方举赞、孙英德，上海虹口，发昌机器厂；陈启，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
近代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发展原因（外侵、内放、人心）：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许多人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重要代表：张謇（jiǎn）（状元实业家），大生纱厂等企业。第一个发展高潮：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地位和影响：初步发展的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社会经济带了一股新气息（中国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壮大，登上了救亡图存的政治舞台）。
C．岳麓版——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经济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社会经济稳固的基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种经济结构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洋务运动与官办企业：19世纪50口60年代，清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发起了一场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1811—1872）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的军用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在安庆内军械所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1865年，李鸿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家官办军用企业。洋务派创办的军用企业存在很多弊端（如生产消耗高而效率低），严重地制约着自身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开始创办民用工业。1881年投产的开平煤矿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械开采的煤矿。在此之前，通商口岸所需的煤炭几乎全被洋煤所垄断。开平煤投入市场后，由于质优价低，中外争相使用，达到了分洋利的目的。不仅如此，它还给附近地区提供了廉价燃料，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尽管洋务企业在兴办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也未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是，它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却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民族工业的出现和艰难发展：19世纪70年代前后，在外资企业和洋务派创办工业的刺激和影响下，民间出现了以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牟机器磨坊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工业。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由此，社会上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涌现出张謇、荣宗敬、荣德生等一批实业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引发了振兴实业的又一个高潮。棉纺织业作为传统工业部门，发展尤为迅速。中国民族工业在夹缝中生存，步履维艰，发展缓慢。列强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清政府高额征税、敲诈勒索，又增加了企业的产品成本，使民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有时候，民族工业还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或者寻求本国官府的庇护。
（二）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A．新人教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中国的自然经济。清政府为扩大税，解决财政危机，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民间出现办厂热潮。到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甲午中日战争前30年间，民族资本的总额只有680万元，而甲午中日战争后3年间，民族资本的总额就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商办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表现出由沿海向内地的扩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短暂的春天：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工商业。那时，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伏彼起。特别是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这些因素使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民族工业，获得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9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投资近亿元，再加上扩建企业，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其中，面粉业和纺织业发展最快，化工、皮革、卷烟等行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整个中国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
曲折的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1927～1936年，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原较为发达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还是新兴工业部门，如化学工业、橡胶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制碱工厂在1927—1936年建成了15家。1931～1935年，制成的碱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出口日本和朝鲜半岛。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中国国民 生产总值，1935～1936年，年增长8．86％；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企业遭受空前残酷的打击。在沦陷区，不及内迁的民族企业，或被日军所毁，或被日军吞并。仅1937年8月—1938年3月，上海被日军摧毁的工厂就超过两千家，损失超过八亿元。在华北，日本采取“军管理”办法，将中国民族企业整个吞并。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这虽然是出于抗战需要，但是国民党官僚阶层却借此控制经济命脉，压榨民族企业，从而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民族资本日益萎缩。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工业中心重庆，仅1943年停产的工厂近三分之一，炼铁厂停产超过四分之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取得美国援助发动内战，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取得了在华的政治、经济等特权。美国商品大量涌人中国市场，排挤国货。官僚资本也进行经济垄断，挤压民族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内外双重的打击。以江浙蚕丝业为例，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接收华中、华东一带敌伪的蚕丝厂，成立了中国蚕丝公司，强行规定蚕农只能把蚕茧卖给这个公司，致使江浙民营蚕丝业一蹶不振。国民政府还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并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急剧膨胀，造成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民族工业陷入绝境，工厂、矿、店铺纷纷倒闭。
B．人民版——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民国初期的兴办实业潮（短暂的春天、进一步发展）（1912—1919）：历史背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为民族工业地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中华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法令，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也可归纳为“辛亥革命的鼓舞”、“反帝运动的推动”、“欧洲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发展概况：发展实业的团体多，几乎遍及所有省区；新建厂矿企业和新增资本多，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纺织业、面粉业发展最快。发展特点：分布上沿海地区为主；行业上（经济结构上）轻工业为主；比例上外国资本、传统经济形式（自然经济）为主；时间上昙花一现。
国民党统治前期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短暂发展）（1927—1936）：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时间，1935年；目的，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主要内容，纸币法定、白银国有；意义，对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物价回升、刺激生产复 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人民的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群众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不利因素：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加强对民族工业的控制。
国民党统治后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发展困境）（1937—1949）：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野蛮的经济掠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经济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大量内迁的民族工业也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民族工业的布局。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在百业萧条的中国，唯一仍在开足马力生产的工业就是钞票印刷业）；美国对中国经济侵略，是造成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新二十一条”）；官僚资本的压迫是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的又一个原因；繁重的捐税负担，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C．岳麓版——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民国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市场经济比较活跃，进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政府实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民国政府倡导使用国货。1914年，农工商部向各省发出长篇通饬，提出欧战正是“工商业发达之转机”，公布《维持工厂办法大纲七条》，规定糖类、棉毛织物等数十种制造厂家，均在维持之列。此后，农工商部又多次发出训令，要求所有公共机关的日用消耗品一律专购国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等轻工业迅速发展。重工业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化学工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范旭东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代表人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得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扶植民间轻工业、统一货币、关税自主等，使民族工业在十年间得到了更快发展。
侵华日军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占大片中国国土。日本侵略军强行劫夺中国的工厂、矿，许多没得及撤退出沦陷区的民营企业都被日军以“军事需要”为名霸占。日军还把沦陷区变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军事和工业基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1940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国土设定纲勤，提出所谓“适地适产主义”。具体地说，它就是在日本本土着重发展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和精密工业；在中国东北由伪满洲国着重发展电气工业、矿业、部分机械工业和轻工业；在华北着重开发矿业、盐业；在华中则容许存在一些轻工业。“适地适产主义”意在将沦陷区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战时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目的。日本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与控制主要是采取“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日本还控制和垄断了沦陷区的金融和内外贸易，对各类物资实行严格管制。物资管制制度便于日伪政权以低价收购的方式进行物资掠夺，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日本还在沦陷区掠夺大量劳动力，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3年，从华北被驱赶到伪满洲国的工人和农民共有389万余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送到日本从事各种繁重劳动的中国工人和被俘士兵有十六七万。
民族资本的困境：民国时期，民族资本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重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外国资本纷纷卷土重，它们凭着雄厚的实力，利用跌价竞争等方法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压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抗战做经济上的准备，开始集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为此实行了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一些当政的腐败势力渗入其中，把部分国家资本占据为官僚资本。至抗战中后期，官僚资本的势力不断扩大。官僚资本家凭靠手中的权力推行“经济统制”政策，通过统购统销及专卖制度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大损失。官僚资本还不断以资金人股的方式渗透到民族工业中去，对民族工业进行侵蚀。
（三）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A．新人教版——无
B．人民版——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在夹缝中求生存（遭受压迫）：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外国侵略者曾采用限制中国机器进口的方法，力图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外国侵略者利用在华攫取的种种特权，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等手段，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直接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减免大量美国商品的进口税，美货汹涌而至，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排挤和打击。本国封建势力压迫：清政府、国民政府采用苛捐杂税勒索民族工业企业，极大地加重了民族工业企业的负担。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国民政府大举内债和滥发纸币，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还以直接投资、加入官股或收买、敲诈甚至没收等方式公开吞噬民族企业。
在斗争中求生存（参与斗争）：积极参加斗争：1928年，济南惨案后，全国反日会通过拒绝买日货、拒绝用日钞、拒绝乘日轮的决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团结御侮；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各地工商界人士开展捐款购机运动。斗争的局限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中外反动势力有一定的依赖性，斗争具有妥协性。
C．岳麓版——无

A．新人教版——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
动荡中变化的近代社会生活：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物质化生活与社会习俗多沿袭传统。从当朝皇帝到达官贵人，穿长袍马褂，吃满汉美食，住深宅大院；平民百姓则粗食布衣，住普通民居。当时，无论服饰是否华丽，都以中国自产棉布、丝绸缝制；无论食物是否精美，都为各地自产之物。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开店、办银行，还舶一些洋货，西方化逐步渗透到国民生活中。“洋布”“洋装”渐渐进人中国城市百姓生活。辛亥革命以后，孙中结合中西样式设计的中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服装更是五花八门，有人穿西服，有人穿粗布大衫，还有人穿旗袍，学生装在青年人中成为化教养的象征，而仿照欧洲风格的裙子也流行于大城市中。中国传统饮食十分丰富，各地城镇中多有地方特色的饮食习惯，如南方人喜吃米饭、海鲜；北方人喜欢面食、肉类。各地还有一些风味点心或菜肴。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开始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吃西餐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随着中国开设通商口岸越越多，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城市，设立了外国人的使、领馆区。西方建筑样式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引人注目，一些官员和商人也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近代中国社会风俗也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并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辛亥革命前后，“断发易服”具有了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国时期，政府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在大城市里，婚丧仪式由繁琐愚昧，改为简约明。与大城市相反，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仍处在落后、封闭的状态。农民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遇到灾荒，流离失所，冻饿而死于路途中是常有之事。传统的风俗习惯，在农村坚若磐石地沿袭下。
新中国社会生活新风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农民分得土地，城市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从20世纪50—70年代，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是中国社会风尚的主流。人们衣着朴素，食物比较简单，城市住房总体看比较拥挤，家具陈设只有床、饭桌、椅子等必需用具。那时候，由于物资比较匮乏，许多生活必需晶要凭票证计划供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但总体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把实现小康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装颜色从灰蓝色调为主变为五彩缤纷，从单一款式走向多样化。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生产力，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到1987年，中国已基本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政府还倡导“菜篮子工程”，丰富的蔬菜、肉蛋、海鲜摆上了百姓的餐桌。近十多年，人民的住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高楼鳞次栉比，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农民纷纷兴建新房。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楼房比比皆是。1995年，国家在城镇启动了“安居工程”，让中低收入的职工能以较低价格买到合适的住房。目前，不少人已不仅仅满足于住房的宽敞，更追求家居内部陈设的舒适、外部环境的优美。改革开放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政府延长节假日休息时间，休闲娱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更多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外出旅游，等等。休闲方式的多样化，体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注重环保、讲究卫生、赈济灾区的社会风尚，也在逐步形成。
B．人民版——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变化中的男女服饰：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开始，从西方传入的化、生活方式推动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首先体现在服饰上摆脱旧的束缚（开始由拘谨、保守、呆板、等级森严，逐渐向美观、适体、方便、平民化转变）。中国近代服饰变化（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服饰并存——长袍马褂是近代男子的通常服饰，20世纪上半叶仍然流行；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中装——中装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孙中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定名为中装；此后几十年，中装成为中国男子的标准服装。旗袍——晚清普通妇女的着装宽松肥大，遮盖了女性的曲线；接触西式服装之后，女性服装开始向合身适体、短袍窄袖的方向发展，旗袍是这方面的典范；20世纪20年代之后，旗袍成为城镇新潮女性的日常着装。中国现代服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装和以列宁装、连衣裙为特征的苏式服装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军装和“干部服”盛行，蓝、绿、黑、白成为服装的主要颜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服饰的要求开始由穿得暖向穿得好、穿得时尚、穿得个性过渡。
并行于世的中西餐：鲁菜、粤菜、川菜、淮扬菜影响最大，统称为四大菜系；一个菜系的形成和它所在地区的历史、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受到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资特产、风俗习惯等的影响。到了清朝末年，四大菜系的特色愈加鲜明；鲁菜嗜葱蒜、川菜嗜辛辣、粤菜嗜清淡、淮扬菜嗜糖。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人大批华，西餐随之传入中国，中西餐并行于世。中餐重色香味美；西餐重营养搭配。西餐中常用的原料开始大量进入百姓餐桌；西式糖果糕点与饮料受到国人的欢迎；专门生产西式食品的食品厂开始出现；西菜、西点逐渐成为国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居室建筑的演进：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自然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样式；传统的民居是中华传统化的载体；四合院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典型民居，普通居民的住房以四合独院为主。鸦片战争后，在租界等外国人集中居住区，西式住房开始大量出现；20世纪30年代前后，京、津等地开始出现完全欧化的新式住宅（其命名也开始改用“新村”、“花园”、“别墅”、“公寓”等）；在天津、上海、厦门等沿海城市，出现了以中西合璧为典型特征的毗连式房屋；西式的家具陈设（如沙发、茶几、写字台、穿衣镜、座钟、挂表等），也受到人们的欢迎。
习俗风尚的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化等发生巨大变革（或时代巨变）都会对社会习俗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如辛亥革命、新化运动、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在古代社会，缔结婚约凭借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近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青年男妇开始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主；婚礼开始删繁就简，仿效西方的新式婚礼。新中国成立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一种时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丧礼趋于简化，出现了有西方色彩的新式葬礼，一些城市还建立了殡仪馆与公墓；农村中更多的仍是实行传统丧礼；新中国成立后，殡葬风俗由土葬开始向火葬改革。民国成立后，开展了剪辫（剪男性长辫）易服（不穿满清官服）、迫令放足（禁止女性缠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等活动。公历在官方活动中得以实施。点头鞠躬取代了传统的跪拜作揖，握手逐渐成为社交场合的常见礼节。旧道德、旧礼教遭到批判。女子在获得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家庭，步入社会。
C．岳麓版——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经济腾飞与生活巨变（一）
“断发易服”：鸦片战争前后，西式服饰传人中国，民间仿效之风悄然兴起。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行不悖，成为近代社会特有的景观。民间服饰变革之风对官定服饰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迫于时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改革。民国期间，政府仿照西方各国，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随着法令的推行，新服饰迅速走向社会中下层民众。人们根据各自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经济能力，随心所欲地选择服饰。洋装在中国的流行，促成中国服饰的改良。中装和旗袍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断发”和不缠足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10年，清政府颁布准许自由剪发的法令。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发出《剪辫通令》，结辫陋习至此革除。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化环境的影响和刺激下，纷纷“改装去辫”。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断发、易服、改元”，但终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不缠足运动先于“断发”，但是完成时间较晚。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人士倡导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等在广州正式成立了“不缠足会”，并逐渐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移风易俗：在纲常礼教束缚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一套体现贵贱尊卑的日常礼仪。清代礼仪根据身份与场合，分三跪九叩、长拜作揖等，陈腐而刻板。民国之初，为了体现民主共和精神，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废除跪拜、作揖等礼节，代之以鞠躬、握手。礼仪的简化，显示出平等、自由等明精神。新化运动和国民革命洪流，推动了近代婚姻的变革进程。婚姻风俗的变革主要发生在通商口岸的知识层以及官宦人家，广大的内地和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厚葬风气相沿成习，变化最为迟缓。19世纪中期，西方明、卫生、简洁的丧葬礼仪引起了国人注目。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在西方物质明和民主思潮影响下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着社会物质明的进步，折射出人精神和民主意识，有些还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广大内地农村几乎看不到新生活气息，闭塞和贫穷依然是下层民众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数据看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到1978年，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进步，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位列很多发展中国家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涌动改革春潮。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国际权威组织公布的资料，199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到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已经超过法国和英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最终体现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向小康迈进。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力争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是指人口、用地和经济、化、生活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我国城市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1978—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36．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倾向，形成城市群的雏形。目前已初具规模的有：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的北京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依托。进入21世纪以，我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2年政府提出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时尚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效率意识成为很多中国人行动的指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凭票供应肉、蛋、油到各种美味食品应有尽有，以至于“减肥”成为时尚；从骑自行车出门到开私家车远行，“自驾游”成为时尚。人们也日益讲究穿戴，注重衣服的面料、质地、花色、款式和品位。生活时尚的变化，还表现在人们居住条的改善以及由此引发的“装修热”上。很多城市出现花园式住宅，绿地面积达50％。在农村，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大幅度增加，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裕地区，农民普遍住上了楼房，安装了电话，配备了家用电脑，卫生设施也不断改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居民兴起 “装修热”，表明“遮风避雨”的住房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要求。社会的流行语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既有新创造的词语，又有外词汇，也有港台语言和各地方言的影响。一段时间里，说港台语成为时尚。流行语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社会生活时尚在不断更新。
（二）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
A．新人教版——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铁路与公路：在中国，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因地区而异。南方多水路，船是主要运输工具；北方多旱路，人们以乘坐马车为主。此外，平民百姓若想外出，多为步行。因此，近代以前，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官员上任，百姓迁徙，多以月甚至年计算行程。19世纪70年代，外国商人擅自修筑从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不久就被拆除。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从唐到胥各庄的铁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建成多条铁路，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20世纪上半叶，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缓慢，特别是西北、西南与内地之间，基本没有铁路交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成宝成、兰新等铁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北、西南地区的沟通。20世纪90年代，国家更投入巨额资金，加快铁路建设。到“九五”期末，中国的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新中国不仅在铁路建设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在机车的制造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在不断改进机车和对铁路进行技术改造的基础上，1997年以全国铁路实现了几次大提速，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成为权贵、富绅的代步工具。随之，外国近代筑路技术传人中国，民国时期陆续修建了一些公路，但由于当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加上汽车和油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公路交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起汽车制造厂，公路运输也获得较快发展。全国建立起比较密集的公路网，在黄河、长江等急流阻隔的江河上架设了一座座公路大桥，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许多偏远闭塞的区也通了汽车。
水运与航空：鸦片战争后，轮船进入中国，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控制中国水上运输。19世纪70年代初期，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垄断局面。后，各大口岸相继涌现出一批轮船公司，推动了中国水上交通业的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统一管理的轮船运输业，获得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铁路、公路和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轮船运输业开始萎缩，一些航线被取消，有的则转向高档旅游服务业。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拉开了序幕。到1949年，中国民航共有国内外航线52条，航线总长度近八万千米。新中国成立初期，乘飞机有种种限制，民航发展有限。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放宽并最终取消了这些限制，乘飞机出行的人越越多，航线和航班也不断增加。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一些中等城市、旅游胜地都有航线，并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城市设有直通航线。中国已成为世界民航大国。
通讯工具的变迁：19世纪70年代，丹麦的电报公司私自把电报线架设到上海，建起一个电报机房。随后，福建巡抚在台湾主持架设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从此，清政府开始在各省架设有线电报线路，形成四通八达的电讯网络。20世纪初，上海崇明还装置无线电台，设立无线电报局。后，无线电台也在各地陆续开设。不过，当时有线电报主要用于军事，无线电报则供官商通报；普通百姓很少使用。1875年，上海招商局架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19世纪80年代，外国开始在上　海设立电话公司。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此后，电话的发展非常缓慢，到1949年，全国电话容量只有37万门，电话用户26万户，普及率仅0.05％。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不断增加对电讯事业的投资，逐渐形成全国电讯网络。改革开放以后，电讯产业快速发展。到2003年末，中国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电话由奢侈晶变成日用品，成为百姓离不开的生活帮手。近年，人们还通过互联网，发送电子邮。通讯工具的变迁和电讯事业的发展，使信息的传递变得快捷和简便，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B．人民版——交通和通信工具的进步
交通工具的更新：进入的近现代社会之后，交通工具的更迭加快了速度；传统的交通工具（轿子、马车、帆船等）逐渐被新式交通工具（人力车、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取代。人力车是近代城镇中重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又称脚踏车，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代步工具，中国有“自行车王国”之称。改革开放以，摩托车逐渐成为城乡居民的又一重要交通工具；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家庭汽车越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水运：1865年4月，中国建成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航运企业。陆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收回铁路利权运动蓬勃开展，中国铁路建设较快发展；新中国成立以，铁路、公路交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69年北京地铁开始运营，结束了中国没有城市地铁的历史；2003年投入商业运营的上海磁悬浮列车专线，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列车专线；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贯通，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空运：中国的民航事业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中期已形成覆盖大半个中国的航空网；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所有省份实现了飞机的运营。
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渐完善：19世纪中叶，中国处于依靠驿站和民信局通信的落后状态。邮政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试办到正式办理（1866年海关开始试办邮政——1896年“大清邮政局”正式成立）；辛亥革命后，进一步扩展（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电报的发展：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架设电报线，成为中国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无线电报自1906年在中国开始使用以，除了国内无线电报外，还开设了国际无线电报业务。电话的发展：1882年，电话传入中国（德律风，telephone）；民国成立后，电话线路继续增加；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开创了邮政和电信合一的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通信技术和通信网络发展迅速。截至2003年底，中国电话用户总数已超过五亿户，居世界第一位。交通和通信事业发展的影响：促进流通和传递；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变生活和观念；推动经济与社会。
C．岳麓版——交通与通讯的变化
铁路，更多的铁路：中国近代化之路充满荆棘。铁路是交通（道路邮传的总称）运输建设的重点，因速度快、运力大、费用低廉而便于国计民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开平至胥各庄铁路在一片反对声中建成通车。由于地近京畿，引起朝野关注，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铁路之争。1888年，总长2000米的宫廷专用铁路落成。火车轮下伸向远方的双轨、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欢快的轰鸣，毕竟昭示着新时代的到。19世纪90年代末，反对之议已波澜不兴。甲午战争以后，列强激烈争夺在华铁路的修筑权。其结果，一方面迫使清政府放弃自主修路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促使清朝官员改变观念，认识到修路的急迫。修铁路，修更多的铁路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1905年，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到1911年，全国铁路虽然总长9292千米，但其中半数以上由外国修筑并控制，清政府自主所修铁路仅5574千米。民国以后，各条商路修筑权收归国有。由于政潮迭起，军阀混战，社会经济凋敝，铁路建设始终未人正轨。
水运与航空：交通变化还包括轮船航运、航空以及邮传通讯。1872年，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诞生。1900年前后，民间兴办的各种轮船航运公司近百家，几乎都是在列强联手压价、竞争排挤中艰难求生。民国以后，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多少改观。中国航空事业起步于1918年。当时附设在福建马尾造船厂的海军飞机工程处开始研制水上飞机。同年，北洋政府在交通部下设“筹办航空事宜处”，先后拟订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大民航线路。此后十年间，航空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从驿传到邮政：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地区设立“领事邮政代办所”，专门处理各国在华邮政业务。1896年，“大清邮政局”宣告成立。此后清政府又设立邮传部，邮传正式脱离海关。民国时期邮政进一步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驿站。1920年，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联大会，签订一系列相关国际邮政条约。数年后，外国在华开办的“客邮”一律被撤销。1877年，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第一条电报线，成为中国自办电报的开端。仅短短数年，电报线遍及各省，民用电报事业也普遍开展。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电报电信事业一度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30年代情况才发生变化。新式交通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通讯手段和出行方式，还一定程度地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交通近代化使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大大增强，使异地传输更为便捷，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使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三）大众传媒的发展
A．新人教版——大众传媒的变迁
报刊业走向繁荣：19世纪中期前后，外国人开始在华办报，比较著名的有《中国丛报》和《万国公报》等。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出现一些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介绍、发表评论或讨论商情。戊戌变法前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越越多，且多反映社会思潮。先是维新派在报上发表，宣传维新思想；后，革命派创办报刊，同维新派展开论战。新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大力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中国报刊业呈现出繁荣景象。20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共产党》《红色中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政论性报刊，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等报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红旗》等党报党刊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主要舆论工具，而《光明日报》《汇报》等其他类型的报刊，在介绍学术化、社会生活方面，内容比较丰富。改革开放后，我国报刊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除了党报党刊继续发挥主导宣传作用外，各种专业性、娱乐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各报刊把真实、及时、客观和讲求新闻价值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普遍扩 大信息含量，拓宽报道领域。
影视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电影。不久，电影传到中国。1905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首映成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在30—40年代，诞生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进步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生活和革命战争题材纷纷被搬上银幕，成为电影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走向辉煌，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涌现出一批著名导演和演员，许多优秀影片荣获国际国内大奖。电视的出现要比电影和广播晚。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标志中国电视业的诞生。最初，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建有电视台。即使在这些大城市，受生活水平限制，也只有少数人拥有电视，电视节目也比较单调。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逐渐普及。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调查显示，到2003年，全国电视观众总人数达到10.7亿。人们最早使用的黑白小电视，如今已被大屏幕高清晰度彩色电视以及液晶电视所取代。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节目越越丰富。各电视台在节目上推陈出新，创办了一批内容更加充实，质量大为提高的名牌栏目，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信息量，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一些重大事和体育比赛的现场直播，以及优秀电视连续剧的播映，吸引了无数观众。在现代社会中，看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电视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卫星传送技术的应用，使电视台的有效覆盖范围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由于各电视台普遍设立卫星频道，人们选台的余地越越大，由原的几个频道增加到几十个频道。有线电视进入千家万户。
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风靡全球。1994年，中国正式接人互联网。仅仅过了几年，中国上网用户急剧增加，据统计，到2006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23亿。互联网同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介一样，具有迅速传播信息的功能，因此，被称为“第四媒介”。网络媒介可以集字、图像、声音于一体，还能模拟三维动态效果，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互联网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传者与受者之间可以通过电子邮、聊天室等方式及时沟通，人们还可以上网参与讨论，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互联网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快捷与方便。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学习、娱乐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
B．人民版——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
大众报业的发展：大众报业产生的原因：进入19世纪，品种单一的官方报纸与落后的办报方式越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社会呼唤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大众报纸的产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化扩张。大众报业以新闻和言论为主要内容，铅字印刷等编排形式为重要特征。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在华传教士兴起了一股办报的热潮，拉开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序幕，促进了西方科学化在中国的传播。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新报》，开创了中国人办报的先例。政论性报刊的高潮阶段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兴盛阶段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成立后，它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喉舌和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通俗性报刊采用通俗易懂的评议，取材世俗，运笔浅显，满足了市民化消遣的需要；根据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专门分工。
广播影视的普及：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1923年，上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台”。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26年，哈尔滨，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中国第一座私营广播电台——1927年，上海，新新公司开办。近代中国第一座全国性的广播电台——1928年，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中国近现代广播播放内容的变化：由新闻、商情、艺等方面向教育、娱乐、社会乃至宗教等多方面扩展。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进口片到国产片的发展历程。1896年8月，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电影放映。中国第一部影片是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片断。民国时期，国产电影获得了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知名的导演与明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近代中国电影的几个“第一”：《定军》——中国人第一次尝试自拍电影（1905年）；《难夫难妻》——第一部故事片（1913年）；《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有声片（1931年）；《渔光曲》——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1934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是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中国彩色电视出现于1973年。1978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2008年，“中星9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直接服务于国家广播电台“村村通”工程和卫星直播领域，解决了边远地区和农村广大群众收看电视难的问题。中国电视的现状（“两到五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对内到对外，多系列，多层次，多语种，多形态的广播电视传播网络，电视节目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电视发展趋势：朝着数字化电视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与民众生活的渐变：当今社会正在经历着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巨变。从1993年中国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正式开通至今，互联网在中国走过了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历程；截至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农村增速超过城镇。互联网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正面影响（积极影响）——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络化，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如网上炒股、网银结算、网上购物、电子邮、即时通信、博客、论坛、电子报刊、网络游戏、网上远程教育等）。负责影响（消极影响）——存在着信任度与安全感较低、网络沉迷情况等。
C．岳麓版——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二）、经济腾飞与生活巨变（二）
报刊与电影：19世纪，中国出现近代报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各报刊用大量篇幅及时报道时局和战况，一时间洛阳纸贵，报纸成为抢手货，民众开始有了“新闻”的观念。1872年创刊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1884年，申报馆创办《点石斋画报》，开新闻画报之先河，报刊读者愈加广泛。《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号称清末四大小说期刊。各类通俗性报刊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欢迎。维新运动中，国人办报的热情空前高涨，报纸成为宣传政治纲领和开展政治斗争的武器。新化运动以后，阅读报刊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电影是一种以活动画面表现的艺术，富于大众性。电影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为最活跃的化形式之一。19世纪末电影传人中国，迅速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新式娱乐活动。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了谭鑫培的京剧短片《定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拍摄影片。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合作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它以潮州的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讽刺旧式婚姻压抑人性和虚伪丑恶。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摄制完成，该片主旨为揭露旧礼教对妇女精神的毒害。20世纪30年代，仅上海一地就有30多所电影院，每日去影院的观众达10万之多。近代报刊和电影以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直观的形象，及时传播信息，娱乐生活，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中国逐渐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自从1995年全面开展互联网业务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截至2007年9月，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72亿。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领域越越广，有广告、航空、农业、艺术、化工、通信、咨询、娱乐、财贸、旅游等100多类，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信息社会的一个缩影。互联网打破了常规的时间、空间界限，使信息、知识更迅速、便利地传递和共享；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学习、娱乐方式。互联网不仅改变着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
考点三：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与道路探索
（一）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
A．新人教版——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国民政府的肆意搜刮，加上多年战争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那时，除东北三省外，全国主要铁路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海运严重堵塞。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下，到1952年，仅用三年时间，工农业生产就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其实行期间，鞍钢铁公司三大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和飞机制造厂等先后建成投产。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广大农民组织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 化道路；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影响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中国基本建立起。
探索与失误：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在我国建立起的新形势，大会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大会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但八大确定的路线并未能坚持下。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片面要求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工业生产各部门制定出在几年内产量赶超英国和美国的高指标；农业上，对粮食产量的估计也越越高，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主观臆断的口号。这些情况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时，中央政治局又通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初期一切财产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许多地方的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混乱。1959—1961年，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从1962年起，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国民经济的劫难：1966年，“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这场动乱由思想化领域、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规制度被废除，大批工人、干部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两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1971年，周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调整国民经济。到1973年，国民经济出现复苏局面。1975年，周恩病重，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明确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国民经济呈现迅速回升状态。但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刚刚稳定的形势又陷人混乱。
B．人民版——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949—1956，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指导方针；1953年1月—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新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实质上使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
曲折发展的十年（1956—1966，探索时期）：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标志着中共在实践中探索本国建设社义道路的开端，主要阐述农、轻、重经济结构比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在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时经济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会议提出了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任务，会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1958年，在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是核心），到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十年动乱”中的国民经济（1966—1976，“革”时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计划被废置；调度管理陷瘫痪；经济运行失控制；交通运输多堵塞；工矿企业管理乱；市场供应很紧张。昙花一现的经济整顿：1973年，周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恢复规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经济有了起色；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定周、邓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经济再遭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持续发展的时期；由于“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
C．岳麓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端：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领导人民进行经济调整，大力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务之急。195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工业化建设提上日程。1953年，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张。中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定，并强调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1957年底，我国新建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新建了钢铁、煤炭、电力等工业设施，初步形成了合理的工业布局，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全面展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全国各地普遍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颁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国掀起了兴办高级农业合作社的高潮。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推进手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始从供销方面人手，逐步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后改变为一次性合作化的办法，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策略，运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形式，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3年底，党中央调整政策，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中国基本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经济建设的成就与教训：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开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片面追求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轻率地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在经济建设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使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跃进”期间，中国经济损失在1000亿元以上。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但它并不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生产效率低下，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56—196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许多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66—1976年，“化大革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民经济建设，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据估算，“革”十年中国民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A．新人教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两年时间里，国民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确定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此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成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过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弊端，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生产责任制的经营方式得到中央的肯定。不久，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仅几年时间，全国农业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1983年，中央决定，撤销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撤销作为村行政机构的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城市的改革，1984年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把企业搞活。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所有制上，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企业有了竞争机制，增强了活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效益显著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国内，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在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改革进入关键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在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除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姓“资”姓“社”的标准等问题外，还提出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年10月，中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明确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到21世纪初，在我国已有95％以上的商品资实现市场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5％，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达99％。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新奇迹。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从；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并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迈进。
B．人民版——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一）、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工作重点的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指导方针，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管理活动思想方式，肯定权力下放原则，大力精简各级机构，解决党政企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全会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
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业集体化以后，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中，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在一些地方，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自发开始了改革农村原有经济体制的尝试（“一些地方”是指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和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面貌；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毛和邓走的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增强企业活力（中心环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国有企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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