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史书中记载，曾活动于我国土地上的民族有150个左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民族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众多的早期民族，这些早期民族其民族特征不稳定，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各民族的特征逐渐稳固下来，其中以华夏族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汉民族尤为迅速，居住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特征的诸多要素更加稳固鲜明，从此，汉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居于中央，其他各民族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活动范围均小于汉民族，因而称为少数民族，分居四边。各民族共同劳动、开拓、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同缔造着中国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兵戎相见，其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部战争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逐鹿中原的斗争史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匈奴北退700余里，不敢南下牧马，随后又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派兵屯住。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都曾在北方与游牧民族接境地带筑过长城，明朝洪武至万历的200余年里，先后修筑长城18次，以保护北方农业区和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坚固的万里长城未能阻止住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他们不断突破长城防线，与汉民族的冲突几未中断，并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权。故而历史上曾有“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之语。

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且与汉民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因素，也有自然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环境与民族的形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始终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无决定性作用，但当人类社会活动与之发生联系时，自然环境的优劣就会加速或减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当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摆脱了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民族是民族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民族，也就无所谓民族战争。而民族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首先是一个“人们的共同体”，并且只有当这个共同体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四个共同特征后才能成为民族。在这里，地理条件是民族共同特征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就无从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在人类出现之初，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依靠狩猎采集而生存，这时，自然环境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只有在那些气候温暖、有充足水源和生物资源的地区，人类才可能得到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决定了人类必须进行群体活动，共同劳动、共同协作、共同消费，“以群的联合力量来弥补自卫能力的不足。”这些为了适应自然而组成的群体，由于彼此协作、共同狩猎采集、共同防御的生活，需要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因而促使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思想的交流、经验和其他信息的传递，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自然环境不仅是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最初形成的民族，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民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稳定，人口较少，活动范围也较小并且经常变动。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土地上曾出现大量的早期民族，仅活动于今山东南部的就有风夷、长夷、乌夷等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早期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在地形比较平坦、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早期民族不断融合，民族诸要素趋于稳定，形成比较稳定的新民族。而一些大的山脉、河流、荒漠是古代人类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民族的自然分界线。中国辽阔的疆域诞生了众多的早期民族，复杂的自然环境、多山的地形，限制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间的长期对峙。

二、自然环境与民族特征

每个民族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与其他民族相分别，而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民族特征差异的基础。

自然环境首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生产活动必须的各种物质基础，它决定了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人类有目的将自然物质加工利用的过程—自然环境以其自然要素的不同组合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平原宜农、山地宜林、草地宜牧。

中国背靠亚欧大陆，面临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加上巨大的经纬度差异使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非常显著，在中国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后，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业和游牧业。

汉民族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平原地区，这片广大的区域属于中国东部季风区，季风影响显著，降水较丰富，雨热同期，新构造运动上升幅度不大，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岭不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一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种植业的生产。尤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在西周时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1月最低温为3℃～5℃，属亚热带气候，地势低平、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掌握了种植技术，发展了农耕业，并将其不断向南扩展，越过南岭直达南海。农耕业的扩展过程，也正是汉民族的扩散过程。随着农耕区的扩大，汉民族的活动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整个季风区。农耕业的发展虽然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收获的粮食可以长时间保存，这大大提高了汉族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耕业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从而为汉民族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北方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是广阔的温带草原，地形起伏平缓，气候的大陆性强，冬季受强大的蒙古高压控制，异常寒冷，夏季风又难以到达，终年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到处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性。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过程中，又养成了不畏艰难、英勇好斗的精神品格，自诩为“天之骄子”。另外，寒冷干旱的自然环境“弋猎禽兽、随水草放牧，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的经济生活，使北方游牧民族人民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汉族人民体格更为强健，且长于骑射，他们“儿能骑羊，引纪射鸟鼠，少长则射兔。”因此，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水平上落后于汉族，但战斗力却远远强于汉族。

民族性格与体格的差异，产生了民族不同的处世之道:汉族尚文，游牧民族尚武。汉族推崇“君子爱人以德”，以“德”来治理天下。而北方游牧民族则推崇武力，“家给人足，戎备整完，虎视四方，强朝弱附”。

三、气候变迁与中原逐鹿

在组成自然环境的诸要素中，气候是个经常变动的因子，气候的变化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命脉，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中国历史上看，气候的变迁，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逐鹿中原最直接的原因。

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

与这种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出现相对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小规模的犯边和大规模的南下逐鹿中原的交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多出现在寒冷期。在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有利于农业生产，整个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政治稳定，北方游牧民族既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必要，又没有大规模南下的可能。而在气候寒冷期，气温要比温暖期低1℃～2℃，降水明显减少，温带草原要向南移动200千米左右，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随草原的南移而大规模南下。干冷的气候也使汉族的种植业遭到破坏，常常是赤野千里，颗粒无收，加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汉族内部战乱烽起，大大降低了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能力，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产生了众多的民族，使民族战争有了物质基础，长城南北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在生产力未进入到更高级阶段以前，是无法消除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鹿中原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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