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的城市化？
肖锋
（一）城市化必须回答两个命题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时间之急、规模之大、冲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无以匹敌。
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面对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
历史上的城市是自然生成，先有“城”（防卫）后有“市”（交易），逐渐融合为城市。
今天，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围绕权力、资源的角逐。君不见，“拆城市长”们大手一挥，千文脉断绝。所谓“国际大都市”清洗一切。老外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没看头了。因为千城一面。
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称，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而实际上，市长们既是指挥官（定规划），又是运营商（搞开发），还是建筑师（指导设计）——建个“标志性”建筑；“给我搞一百不落后的”；要有突破性的；要有国内没有、国际领先的。他们要的是GDP
、税收和表面的光鲜靓丽。
可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老城和千篇一律的新城。过去三十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比“文革”十更甚。
不但老北平、老上海、老广州等都将成往事，老宁波、老青岛、老昆明也成往事。它们是图片上的绝版城市。今天的市长们如何面对后人的指责？
第二个命题：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未来20
将有约5
亿中国人口成为新市民。2050
，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1%
提高到76%
以上。
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利益再谈判。城市化关键在“化”，即新移民成为市民以及居民成为公民。其中外来人员融入是社会公平问题。当涉及个人利益时所有漂亮的口号都靠边站。
外来人员检验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北漂”说明北京容得下他们；“新上海人”说明上海试图包容；“新客家人”或者“过江龙”说明或许最包容的还是饱经市场化洗礼的广东。
革命时期，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2.5
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据城建部测算，一个外地人变成市民，财政要掏8
万元。按目前全国2.5
亿农民工计要掏20
万亿元（未计其家属）。但这个测算忽略了外地人创造的价值——只有每人8
万元吗？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要成为新市民，他们要享受现代化。可现实是他们乡下回不去，城里进不来。试想数亿轻人进不来也回不去，中国的城市如何安定？
（二）城市化必须解决两个矛盾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城市的发展有如铺一张底图，然后一层层书写，仿佛古人与今人在对话。①而今天是速成城市。权力的大手一挥，于是系统格式化。
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是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②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就报复社会了。
广州城管被小贩狠抓下体的场景刚为该群体赢回点同情心，延安城管就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踩头激发声讨，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连为一体。“以暴制暴”或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厦门是个享受生活的城市。工夫茶与信佛让厦门人温良敦厚。老城区的小吃店，老辈人做不好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因为怕被街坊笑话。哪像现在人脸皮厚，只要赚钱，只求短平快。
以上这些其实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培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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