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砺锋

编辑先生约我为《语文报》写一篇短文，使我感慨万千。我在大学中文系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让我来谈谈古典诗词，似乎是分内的事。但是事实上我与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当我与本报的读者处于同样年龄的时候，我对文学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数学、物理来得浓厚，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会钻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让一个本来不想从事中文专业的中文系老师来谈古典诗词，也许更能说明其重要性，不知这是不是编辑先生向我约稿的初衷？

我在39年前毕业于苏州中学（当时名叫苏州高级中学）。苏州中学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但也是一所重理轻文的中学，去年我回到母校，看到校史陈列室里悬挂着毕业于母校的30多位院士的相片，而文科的杰出校友却寥寥无几，便是一个明证。我在当时也是个毫无疑义的“理科生”，尽管那时的高中不按文、理科分班的。我在初中时曾获得太仓县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进入高中后也一直把考上清华大学的电机系或数学力学系作为学习的主要目标。可惜正当我摩拳擦掌准备向心仪已久的清华园发起冲刺时，“文革”突然爆发了，高考被明令宣布废除，我的大学梦顿时成为泡影。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消磨了两个春秋后，便迎来了长达10年的插队生涯。下乡的最初两年里，我对数理化还未能忘情，弄不到大学的理科教材，就看以前买的教学参考书和《极大值与极小值》之类的小册子。不久，严酷的现实迫使我放弃了继续自学理科的空想，并迫使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学科归属的“博览群书”者，因为能弄到手的书太少，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1977年，高考恢复了。年近而立的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不宜学习理工科了，于是报考了文科，先上外文系，一年后又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命运最终让我这个从小喜爱数理化的“理科生”成了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后来又当上了专教古典文学的教授。2001年我应邀到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去当客座教授，我站在那座复制的“清华园”牌坊前，百感交集。

为什么我能比较顺利地从“理科生”转为“文科生”呢？这得益于从前的高中并不按文、理科分班，更得益于苏州中学拥有一批优秀的语文老师。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循循善诱。正是在母校语文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这个“理科生”同样把语文学得很好，所以能在农村的艰苦环境里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我高考时语文得了101分（满分是110分），也主要是得益于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对我的严格训练。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在农村时读过一些书。当年我读过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宋词选》，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我能得到的书特别少，所以也就读得特别细，反反复复地读，凡是可以背诵的内容，都读到能背诵为止。《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基本都能全文背出。农闲的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了一些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1979年我报考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我没有读过中文系，但是几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古代汉语考了98分。那年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试题，不是让你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程千帆先生亲自命题的专业试卷，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词，因我自学过诗词格律，就没有交白卷。

当然，阅读古典文学对我的最大益处不是考上研究生，而是它滋润了我的心灵，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青春岁月。我在农村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处境也很艰难。作为“出身不好”的知青，真是“十有九人堪白眼”。对我来说，十年的插队生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耗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年华，就学会了使用锄头、镰刀，每年的劳动成果只有千把斤粮食，当然是蹉跎岁月。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农村生活确实艰辛，我所在的那个村庄不通电，点灯的煤油又是限量供应的，晚上经常要摸黑吃饭，更没有灯光读书。那段经历可能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几分坚韧、淡定的因素，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沮丧，借用古诗来说，我已经“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插队十年，青春黯淡无光，茅檐下的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亮点。我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插队，一插十年，完全看不到前途，心情十分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此外，古人的作品中表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但是这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古人也和我有一样的遭遇，有一样的感受。我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江南的农村，春寒料峭，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意思就是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我在茅檐下的读书情景，最像陶渊明，因为我与陶渊明一样，必须在“既耕亦已种”之后才能读书。雨雪霏霏的日子最好，我可以读一整天的书。我的茅屋孤零零地站在河边，与队里的几个村落都有一段距离，雨雪天连鬼也不会上门的。我读着心爱的书，暂时离开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也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因为可读的书太少，我便读得相当从容，并不急着读完这本书再读下一本。有时很久没有新书到手，便把几本旧书再拿出来随意翻阅，那几乎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泛览”和“流观”了。我从书中读到了不少道理，也得到了许多安慰。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尽管每天都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许多谎言，却始终不受其欺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最初正是在茅屋底下读到了朱熹的这两句诗，使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阻止人们读书，原来那股源源不断地注入人们心田的源头活水就在书本中间。

那么，从学理上说，阅读古典诗词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古典文学不但以生动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心理特征，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有人说文学只为人们提供安慰，事实上古典诗词所提供的决非仅仅是安慰，而是内涵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阅读古典诗词，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关于文学的知识，而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是先民们的诗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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