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济宇教授是河南舞阳人，1902年5月出生，1923年去美留学。当时的中国，虽然号称民国，实际上军阀割据、政治腐败，帝国主义插手瓜分势力范围、内战频发、民不聊生，科学落后、教育落后。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像一块大肥肉任人宰割。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先生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发奋图强、振兴中华的良好愿望，远涉重洋才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伊利诺州立大学学习八年，1931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即投入教育事业，在前中央大学执教，直到解放。院系调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至今。屈指算来，已有五十一年了。高济字教授，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和贡献，是值得回顾的。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自然科学。高先生所从事的专业是有机合成和有机反应，更是离不开实验。可是，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只当成点缀，根本不重视。在高等学校里要开展化学实验，平时已非易事；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就更加困难了。张罗教学科研经费要煞费苦心，有经费还买不到器材，还要在临时搭起的竹筋泥墙的房子里因陋就简地布置实验室。最困难的是化学试剂。当时学校里工业纯的化学试剂也只有少数品种，化学纯的试剂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高先生千方百计地筹备了制药部，挑选了能干的教职员去主持工作。生产化学纯的试剂，不但使化学系的教学科研实验赖以开展起来；保证了教学质量。而且还供应了一些兄弟单位。当时的学生，现在大都在60岁左右，分布国内外各地区各部门，在今年南京大学举行80周年校庆活动相聚时，他们谈起当年高老师为了坚持教学质量苦心经营创造条件的情景，依然印象深刻，令人难忘。高先生教学的特点，是既教知识，又教方法，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启发学生，指导自学，着重培养学生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作风和思路。’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业；更关心他们的成长。针对学生特点，给以诱导，使他们能在特定。领域里发展成材。他不但关心在校学生，还经常关心毕业的学生，帮助他们找工作谋出路使能发挥所长。许多校友有今日事业上之成，是同高先生的辛勤培养和关怀是分不开的。高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责；几十年如一日。有些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但是每次讲课，仍然要认真备课；有所增益，有所改进。后来的青年教师上课，他也是谆谆嘱咐，一堂课。要有一堂课的目的和要求，要使它达到最大的效益。高先生极为重视基础课，他的研究生，如果某门课成绩一般。他就要求他重读。研究生不扎扎实实做两年以上的论文实验，他是决不会让他毕业的。
“文革”期间，教研室挑选了几个毕业生留校，在同班学员中，他们已经是佼佼者了，可是，高先生仍旧坚持要求教研室主任胡宏纹教授亲自对他们重新加以严格训练，为他们设计了《中级有机化学实验》，要他们认真的一个个做完。高先生说，基础不打好，十年二十年后，当他们成为中年人，用什么教育别人，用什么攀登高峰。高先生在后来从事学校行政工作期间仍关心教师的成长，不时来到教研室检查他们的工作，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教育他们。高先生有一句话在教师中影响很大，他说：“作为教师，就像一把梯子，要让学生们从我们这把梯子上去攀登高峰”。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胸怀呀！
高先生不仅在教学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科研中也做出了不少成果。。他勤奋刻苦、持之以恒，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起，50多年来，不论是实验条件如何艰苦，行政职务如何繁忙，只要有可能，他总是竭力使科研不中断。他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说：做科研要注意发现问题；要想问题。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想到它，走路、吃饭时都想到它。他从3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有机合成及有机反应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二酮”的研究。他合成了1，6?二酮和1，7?二酮，并研究其成环机理。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他用实验证实某些权威某些结论的错误，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1932年他合成的1，2-二苯甲酰环丁烷的在理论上应有的两个可能异构体，证明了前人结论的错误；1940年又用分子银处理2，5-二溴-1，6?二苯己二酮-1，6，又否定了曾是他自己导师在1934年的成环的假定，并提出了酮?环醇互变异构。但是他从来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只说明事实，但是不点人家的名。他对1，6-二酮及1，7-二酮及其衍生物的合成、结构性质和反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有机化学反应、立体化学、反应机理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高先生还曾领导过两个国防科研小组，搞了十多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成果不能发表，不了解情况的同行，还认为高先生当时已经不再进行科研工作了。高先生认为，科学不是为个人的，不是求名求利的敲门砖，当年自己学科学就是为国为民，只要对社会主义祖国有利，他就做，充当无名英雄，他至今不悔。
高先生除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对学术团体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留美回国后深感化学家必需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我国的化学科学的发展，所以他十分热心于中国化学会的工作，特别是他担任中国化学会副总干事（1941-1943)、总干事(1944-1948)和《化学通讯》总编辑(1942-1949)期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岁月中，他与中国化学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干方百计维持学会工作、开展学会活动，在筹备年会、出版刊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会务工作。并经常利用年会和《化学通讯》向广大会员作总干事报告。解放前夕，他将中国化学会成立十七年来的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总会迁到北京，他把学会档案材料整理后送到北京，作了移交。此后，还一直关心学会的工作，多年任中国化学会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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